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4/6页）

中共方面有关记录也不避讳训练不良的事实，高虎脑战斗中，战斗在前线的红三军团四师新兵众多，“许多人还不会投掷手榴弹”。[58]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在部队发生逃跑问题后也总结道：“干部太差，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红十三师战斗力应属中上，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59]由于缺乏训练，“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60]

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被压缩，这使本来就异常缺乏的人力供应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苏区中央又于1934年9月提出一个月内扩充3万红军的目标。[61]面对这样奇高的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除强迫命令外实在难觅他路，而这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在红色首都瑞金已有“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62]对于一个在群众中生存的政党和政权，这样的现象出现，真可谓是几多伤心、几多无奈。

（2）物质资源

中央苏区大部分位于山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近代工业很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多以苏区出产农产品换取。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后，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露，许多当年曾在苏区者都能回忆起苏区物质资源的困窘局面：“红军供应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63]这其中，莫文骅的两段回忆颇为生动：

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已经很久没洗脸巾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

一次，我师有一位连长在防御前沿阵地趁黑夜偷越警戒线，企图逃跑，哨兵发现后，立即令他站住，他还算听话，没有继续越界……保卫干部把那位连长押到师部，我亲自进行审问：“你是起义过来当红军的，由士兵升为连长，组织很信任你，现在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是有前途的，你为什么要逃跑？”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哭，最后难过他说：“我并不怕死，也不怕苦，但是……”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出事情的经过：“前天早晨，我召集全连战士训话时，有几个战士指着我的裤子笑，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的裤裆破了，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万分羞耻，急忙解散队伍。晚上，睡不着，认为自己不好再继续担任连长了，便决定逃跑。现在冷静一想，真是罪过，后悔莫及！”对这位连长的问题，本应按军法严处，考虑他为革命立过功，且态度较老实，认罪较好，故免除他死刑，判5年徒刑，发给一条旧军裤，送他到后方服刑。[64]

苏区物资的困乏局面，实行封锁的国民党方面自然最乐意看到。早在第五次“围剿”之初，他们就报告：“匪军缺乏食盐棉衣等物，逃亡甚多。”[65]随着“围剿”的进行，其封锁效果日益显现，国民党军报告中明显可看到幸灾乐祸的成分：“我方封锁匪区以来，匪方对于生活和给养上，已感受重大的困难，现于俘匪的鸠头鹄面，衣不蔽体，这已是一幕活写真了。”[66]

就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而言，粮食和油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属于粮食略有出超区域，而闽西地区粮食则为入超。不过，赣南的出超有限，且建立在当地农民节衣缩食——“乡间多用杂粮佐餐”[67]上，基础不是十分牢固。清人曾写道：“赣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盖齐民不善治生，所恃赡一切费者，终岁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者。”[68]福建是缺粮省，缺粮差数达30.3%，闽西也属缺粮地区，时人有言：“闽西、闽东又多为贫瘠之区，米谷产量甚少，人民素赖甘薯为主要原料。”[69]不过，更加具体的材料则显示，闽西缺粮尚不十分严重，正常年份下，勉强维持平衡尚有可能，下表显示的是1935年闽西苏区主要地区所在的第七区稻谷产需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