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恩自浅胡自深(第4/8页)

[33] 这是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段子。他们在卡洛斯国王实行民主后,失去了攻击对象(佛朗哥将军)和同仇敌忾的感觉,反倒有失落感。

[34] 宋襄公式的竞技式战争,以追求荣誉而非胜利为目的。

[35] 白起的长平之战取代了宋襄公的仁义大旗。春秋的贵族战争强调风度和礼仪,目标在于争取最大声望和外交利益,不能将对手(自己的表兄弟和姻亲)斩尽杀绝,因此孔子赞美的齐桓公、晋文公愿意以骑士风度保护弱小国家。战国的群众性战争只讲实力,胜利者会消灭失败者的全部青年男性。白起严重破坏了秦国的声誉,但舆论谴责丝毫阻止不了秦国的铁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仁政得天下”理论变成尖刻的讽刺。

[36] 香港报刊对自由党及其同路人(香港的亲企业家势力)的嘲笑。这些人在殖民时代是积极的亲英派,反对老左派和泛民主派;1997年以后突然变成积极的建制派,同样反对泛民主派。这种说法暗示他们不过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像老左派始终亲北京、泛民主派对伦敦和北京同样要求扩大民主。

[37] 《后汉书·杨彪传》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孔融闻之,据理力争,后曹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38]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人,“建安七子”之一。

[39] 《太平御览》引《魏书》:“太祖平邺,谓陈琳曰:‘君昔为本初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

[40] 《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41] 《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42] 范文正公(仲淹)和曾文正公(国藩)。

[43] 指王权、贵族与国民之间的三角斗争。

[44] 《世说新语·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45] 表面上是哲学问题,骨子里是政治问题,详见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焦点是,现在的执政者能不能自称“不知道”而逃避历史的责任?揭露真相,应该导致和解还是清算?

[47] 马棰是南朝名士对北府军人的蔑视性代称。刘裕政权象征着流民军人集团对士大夫门第的胜利,后者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他们不肯像陶渊明一样索性归隐田园,只能自嘲马棰下富贵(侍候大老粗)。参见萧华荣《簪缨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马氏。《晋书·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49] 《晋书·顾荣传》载,陈敏“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假荣右将军、丹杨内史”,后“周玘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

[50]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51] 王导的特长就是在官场内部和侨、吴士大夫之间打圆场。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毫无原则。赞成他的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不断调解,矛盾重重的东晋政权很可能从内部崩溃。侨人士大夫没有武装,但有文化。他们能通过乡里清议(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舆论)剥夺反对者的任官资格,因此清议绝不是空洞的道德谴责,而是有极大的政治分量。只有极少数军事强人(包括刘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团,宣布准许乡里清议排斥的人士咸与维新。

[52] 谢朏(441-506年),字敬冲,陈郡谢氏子弟,拒绝卷入萧道成的篡位计划。

[53] 玉通,号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认为陈朝的灭亡和建邺的平毁(隋文帝为防止南朝复活而采取的破坏性措施)是礼乐正统的中断。

[54] 贤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为贤能的标准。儒家几乎做到这一点,但教育又产生了学阀世家,使家教变成另一种阶级分化的源头。清议监督政治是汉儒的梦想,但必须依靠掌握文化资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执行。礼乐价值是儒学家族干政的道义依据,只有他们能充当礼乐的裁断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舆论的政治)只有依赖家教家学来传承。琅琊王氏称礼学为“青箱学”,视为传家之宝。礼学是大家族维持秩序的规范,在小家庭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礼学的兴盛源于门第的投入,在此期间朝廷对学术的支持急剧减少。大家族又称“唐式家族”,这是相对于秦汉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门第其实是魏晋的产物,只是魏晋六朝的自然延续。通常所谓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就是宗法制大家族社会,在秦汉时期尚不存在,产生于东汉以后儒家的长期培养。“差序格局”意味着个人只对家族共同体有义务,对外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义务。大家族不同于小家庭的特点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风险能力。东汉和罗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蛮族阑入为特征,都以蛮族入侵为结局。大家族主义和绝后恐惧文化是对这种危险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