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第5/6页）

运用社会阶级分析法，“金陵王气”其实就是侨姓士族政治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他们的衰亡就是南朝的穷途末路，但也只有他们的衰亡才能给受他们压制的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创造一个（南朝灭亡时）回光返照的机会。结束南朝的陈霸先军政府就是以上三者的联盟，其表现酷似开启南朝的孙权军政府。

侯景之乱是南朝灭亡的契机，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权以前经历过类似的苏峻之乱、姚襄之乱而能够恢复，但现在不能，主要原因在于侨姓士族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军事资源已经枯竭。

儒家的政治组织资源凝聚于经学和礼学，前者维系国家，后者维系家族。汉代学术重心集中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袁绍、刘表都是经生），魏晋则转入礼学（琅琊王氏以礼学传家）。与此同时，帝国衰微、宗族勃兴，绝非偶然。经学和礼学就哲学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像罗马，只重实用政治哲学，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就是这个意思），远不能与精妙的印度哲学和宗教竞争。南朝士大夫醉心于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于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对手，却能正确地指出佛教泛滥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灾难性后果。不过，从萧衍、陈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壮举或愚行看，南朝社会印度化的程度已经超出儒家的控制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远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苏绰父子和武川军事集团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经学的“周政复古主义”为基础，所以这个新王朝才会名叫“北周”，而且复辟了《周礼》制度和《尚书》文体。历史学家公认：隋唐制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虑到经学、礼学本来就是汉儒为大一统官僚帝国设计的程序，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学意义上的高深至今还没有被超越，但它肯定会造成一个遍布寺院、世俗政权极为软弱的政治社会，与中古欧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颇为神似。这样的社会势必分割其财政和人力资源，因而在技术上无法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能渐次瓦解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封建贵族政权，罗马帝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律令国家就是这样走向封建和分裂的。这条历史路径比官僚帝国更有利于近代化，但顺民必须放弃他们热爱的大一统太平之福。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也是一个例证。

南朝的军事资源，如前所述，依靠北方流民南逃，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就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不妨想象一下：将卡斯特将军打败印第安人的部队送到俾斯麦和毛奇面前，把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军送到希特勒和古德里安面前，会引起怎样的军事灾难。侨人武装对吴人、吴人对土著的优势，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原霸权主义的剥削压迫歧视（尽管这些现象的确存在），而在于人类的永恒法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陈寅恪先生指出，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东魏的高洋政府正确地预见到：侯景虽然在北朝是败将，在南朝却足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萧梁各镇勤王大军面对侯景孤军的可悲战绩，以及梁元帝的江陵复辟政权面对西魏干涉者的外强中干就可以判断，南朝军事集团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梁元帝的遗言“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虽然有个人负气的成分，却颇为精要地概括了侨姓士族政权（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在政治（文）和军事（武）上的破产。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而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