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第4/6页）

永嘉东渡使江表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侨姓移民构成建康诸帝的政权基础，孙吴政权贵族世家的后裔顾荣、陆玩等人虽然采取了妥协态度，但还是渐渐被排挤到边缘。中原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后来居上，垄断了中央政权和州郡要职。中原流民渠帅郭默、蔡豹、苏峻构成建康政权的军事骨干。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据点）“酒可饮，兵可用”，在谢玄手中拯救了东晋，又在刘裕手中毁灭了东晋。淮右军事集团（来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广固、彭城的流民）在萧道成手中毁灭了刘宋，雍梁军事集团（关陇流民的据点）在萧衍手中毁灭了萧齐。

东晋末年以后，门户之见日深，吴姓只能担任地方低级官吏，南人最后一次（陆玩）拜相甚至被南朝君臣视为反面教材。但他们仍然各拥部曲、私军，在洞主、蛮酋这些非华夏的精英阶级面前以征服者自居。据陶侃称，洞、蛮、溪、楯受到的勒索是他们不断叛乱的原因。平蛮战争与六朝相始终，（宋明帝一朝内战时）浔阳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刘胡和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都是在平蛮战争中积功起家的。

吴姓往往对侨姓政权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周札（周处的第三子）诅咒顾荣不该将这些北方蛮子（伧楚）放进江南，但顾荣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五胡暴起，华夏政权已经无力维持武力优势，因而强调正统性和历史继承权是它仅有的生存机会。然而吴姓无论文武，在六朝之始（孙吴）之末（陈朝），都表现出边区军事殖民社会精英的先天不足，几乎无力组织一个像样的文官政府，更不要说维系全国物望的正统政府了。

孙吴早期就是一个没有法统的军政府，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相区别。它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吕蒙、陆逊）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区别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前者只是得到朝廷名分、与君主的私人关系较好而已。相比之下，诸葛亮和蒋琬能随意任免蜀国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维持汉朝相权与监察权相互平衡的法统。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性之争发生在魏蜀之间，而孙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统治全国（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可以说：土豪联盟政权不能想象，也不欢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跟它的边区军事殖民性质大有关系，西周封建与周人封建（军事殖民）殷商东土、欧洲封建与日耳曼人封建（军事殖民）罗马南国也有同样的关系，类似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维持“汉魏衣冠”的正统性和历史延续性，比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更具备中央政府的合法组织和声望，的确必须归功于侨姓士族（王谢芝兰玉树）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些人在血统、学统和政统上都是东汉清流士大夫阶级的直接延续，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就体现在这批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上。“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实际上是在说：南朝以士大夫为统，以君为辅；北朝以君为统，以臣为辅，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各王朝都必须主动接受侨姓士族确定的法统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表现为“王谢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统对绝对君主个人并不有利，仍然只能把南朝作为他汉化改革的样板，因为这是北朝争取正统性的唯一途径。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是侨姓士族特有的自信，其现实基础依赖于两者：继承汉魏文化政统和保持侨人军事优势。如果比较一下统治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如何精心保持法语对撒克逊语的统治和贵族对撒克逊人的统治，以此为资本控制国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南朝的特殊性——在大一统官僚帝国主导的中国，这些特点出现的时间不多。陈寅恪先生提到疑似鼻炎患者谢安因为擅长“洛生咏”（东汉洛阳太学生口音）而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就是“正统性焦虑”的投影。与东晋同病相怜的南宋也同样热衷于保护汴京口音和面食，而占据中原的明朝却丝毫不在乎汴京口音，北宋也同样不在乎长安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