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7/27页）

仲裁者与赐予者，实力与恩典

机遇是达尔文世界的法则，实力是霍布斯世界的法则，权利是威尔逊世界的法则。法则不能跨越边界，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霍布斯世界实施实力仲裁，在达尔文世界实施恩典赐予。扩大权利政治的先决条件是扩大威尔逊世界的边界：为威尔逊世界牺牲霍布斯世界，为霍布斯世界牺牲达尔文世界。集体安全体系如果不能扩大威尔逊世界的疆域，却错误地在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实施权利政治，将导致世界安全体系甚至文明体系本身的退化乃至灭亡。集体安全体系如果错误地混淆“实力对抗权利”和“实力对抗机遇”，宽容前者或打击后者，都将导致灾难。前者将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衰败，文明向17世纪的现实政治退化；后者将破坏霍布斯主体的生成和扩张，导致无形态战争的蔓延。只有霍布斯主体才能在达尔文世界生成安全规则，威尔逊世界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仲裁权。

区别对待或所谓的“双重标准”其实是世界差序格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然流露。威尔逊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实施“多重标准”，而在于错误地放弃“多重标准”或颠倒了“多重标准”的适用对象。集体安全体系使威尔逊世界的内部冲突变成了积累司法惯例的步骤，使小国无须害怕大国。美国宪法使赖债者罗德岛不必惧怕弗吉尼亚，而同样赖债的墨西哥却必须面对讨债的大军；北约则使侵占者冰岛不必惧怕英国，而同样侵占的阿根廷却必须面对报复的大军。但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自身就位于霍布斯世界的现实政治之中，在霍布斯实体的眼中，它只是同类实体当中的最强者。权利的语言只对法律实体有效，对政治实体无效。在中间层的实力均衡体系中，候补霸国向统治霸国的挑战注定会周而复始。威尔逊世界如果决定维持自身的安全和内部的权利政治，就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继承帝国的课业：根据权利政治的理由，持之以恒地训练合格的优等生；根据现实政治的理由，周期性地摧毁挑战者。如果霍布斯实体不再指望更加强大，而是指望更加正确，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优等生的资格，不会在霍布斯世界内长期停留了。当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认同他们的教师，对鞭挞的训练心怀感激时，它们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俄罗斯和伊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预示它们的未来仍然在中间层。

实力的语言只对政治实体有效，对生物实体无效。达尔文实体在它能够利用机遇升级为政治实体之前，没有任何训练能使它掌握权利政治的游戏规则。干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提供组织和秩序的凝结核，培养具备责任能力的政治实体。在爪牙浴血的外圈，公义是个毫无意义的词，这里属于恩典。恩典的降临与恩典接受者的自身特点或作为没有确定关系，既不是奖赏也不是交换，仅仅取决于赐予者单方面的需要。接受者的世界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能够解释恩典，它只有在接受恩典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赐予者的世界。达尔文实体不能指望依靠更加正确或更加强大而超过自己的同类，增加赢得恩典的机遇。恩典在1848年突然降临到克罗地亚人头上，在1991年突然降临到库尔德人头上，此后的百年，霍布斯世界就增添了新的玩家。这里就是神性历史的边界所在，任何人都不得向奇点[2] 询问“为什么”，原因仅仅在于：犹太人不能问，为什么上帝不把应许之地放在乌干达；生物学家不能问，为什么造就你的受精卵没有留在输卵管内。

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世界体系和自身的真实位置。1998年，欧洲的舆论领袖抱怨说：“至少在欧洲不能这样做。”（在非洲似乎可以勉强容忍。）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不允许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后退，也不允许威尔逊世界倒退回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前的状况；其二，塞尔维亚位于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的边疆，它仅仅需要适当的课业就能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其三，卢旺达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边疆，权利政治的语言在这里丧失了意义。2004年，俄罗斯政治家谈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协约国”，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用霍布斯世界的实力均衡外交反制他们假想的单边主义，暴露了自己身在霍布斯世界的地位；其二，法德的抗议基于多边决策程序原则，在威尔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属于宪制争议而非实力较量；其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施了世界秩序的宪法仲裁，再次证明集体安全体系就是合众国政治习惯的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