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5/27页）

威尔逊主义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世界宪制的见习，正如《邦联条例》就是《联邦宪法》的见习；联合国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合众国的模拟和放大；北约也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联合国的解释者和代理人。北约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是英法协约或英日联盟的同侪，后者是具体而有限的传统国家联盟，北约却是抽象而普遍的国际安全警察。美国之于北约，一如罗马之于意大利同盟；北约之于联合国，一如意大利同盟之于古典世界。从凡尔赛会议到反恐战争，从皮洛士战争到庞培海盗战争，安全体系日益流露出世界宪制的底色。

威尔逊主义的初衷就是以文明的权利政治取代野蛮的现实政治，结果却以自身的存在凸显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威尔逊主义没有实现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反而将集体安全体系变成了少数有资格国家的排他性俱乐部。无疑，世界秩序从来不曾平等，但在威尔逊世界诞生前，国际关系并不直接体现层级差序。大英帝国的结盟战略无需考虑普鲁士或日本的宪法结构，但北约不可能接纳弗朗哥西班牙或民主德国而不冒自身国联化的危险。在威尔逊主义的世界体系内，安全政策就这样具备了宪制解释的意义。

实力均衡体系在集体安全体系的外围继续存在，构成内层缔约国实践威尔逊主义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中间层，现实政治和大国外交继续构成主导规则。在低信任度的行为主体之间，定期的外交洗牌和安全重组类似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构成主要的外交语言，结盟仍然是具体和有限的，不会培养缔约国的宪制锁定。中间地带的强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之类）迅速掌握了17世纪欧洲的游戏规则，在自己的地缘范围内建立了相应的势力失衡体系。只有一点区别：威尔逊世界构成了它们无法逾越的天花板。冲突的升级一旦接近天花板，或是势力失衡可能产生危险的独霸国家，就会招致来自内层的预防性干预。威尔逊世界对霍布斯世界的单方面规训从双重意义上塑造了世界体系：在内层维护安全，在中间层维护均衡。从外交模式的角度讲，这种干预类似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干预欧洲列强，区别在于：内层体系和中间层体系的落差太大，即使名义上的军事干预也仅仅是某种警察行动。因此，规训在宪制方面的考虑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

中间层的国际政治体系天然不稳定，定期破裂可能殃及内层的集体安全体系。必要时，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发动仲裁性战争（大刑用甲兵）。仲裁性战争的目标不是安全或利益，而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仲裁权。仲裁性战争的胜利将使低信任度的霍布斯主体升级为威尔逊主体，扩大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仲裁性战争就是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教学活动。毕业生获得进入内圈的资格，每次战争程序都会积累构成世界秩序的宪法性先例。波斯尼亚战争是冷战后仲裁性战争的典范，但冷战后所有战争迟早都会招致威尔逊世界的仲裁。世界日益具备罗马帝国或英印帝国的色彩：各地区依据仲裁性战争的不同特点，积累各不相同的习惯法体系，但所有习惯法体系无不通向帝国，而帝国的正义自有其普遍性语言。

霍布斯世界没有普遍性语言，次生型列强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次生型列强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欧洲列强，它们大多是独立或建国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边缘国家，继承了一战前国际体系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将一战前的政治逻辑内化于自身。新列强的建国过程通常就是一种内向殖民主义或深化殖民主义，更广泛、更彻底地展开欧洲国家仅仅在沿海塑造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模式，例如列宁主义建国运动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新兴国家盛极一时。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当地精英认为：这种模式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空投到五色斑斓的各种“传统多元社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列强的毗邻外交比原先的欧洲国家更具霸权色彩，只有威尔逊世界的干预才能阻止它们酿成更大的灾难，这种干预有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新兴列强往往厌恶“新殖民主义”，主要原因类似路易十四厌恶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但在宪制和安全意义上，它们都很难脱离这种体系而不严重损害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