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教养（第5/5页）

在维多利亚时代，各种有关此种联系之精妙复杂的假说纷至沓来。基督教医生与女权主义者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在19世纪80年代基于生理学与文化上的原因，指出工人阶级之放荡有如原始人和禽兽：“他们生活在国家的野蛮之地，以及大都市的贫民窟中，男人与女人都淫乱不堪。”对于无数受过教育的观察者来说，底层女性之下流与放浪乃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态度的起源在一个世纪以前已可窥见。1772年一位有教养的作家轻蔑地说，“下层阶级的女人”没有任何性禁忌，她们被黑人吸引，“因为难以启齿的缘故，如果法律允许的话，她们会跟马和驴发生关系”。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不过根据很多18世纪晚期评论家的看法，似乎显而易见，就整体而言，劳动阶层的女性更无教养，更不文明，更没有妇道，也更缺乏美德。这并非她们的个体堕落，而属于一种系统性的社会问题。“伦敦如此地藏污纳垢，以至于下层民众多被污染了。”一位牧师在1786年评论道。其结果则是，“伦敦，确切来说，是这个国家，它的女仆已寥寥无几，妓女却泛滥成灾，这么说似乎过于严厉，然而实情即是如此”。不贞对于普通女人而言无足轻重，一个律师对此颇为认可：“在下层人群之中，贞洁这种本性的约束力已丧失殆尽，人们渴望着获得更大的快感。”另一位批评家说道，女性之贞洁显然是“风俗、习惯以及教育”的产物，而非来自“本性与内在”，正缘于此，“即便从比例上说，在那些有地位的人中，荡妇的数量也比下层中的人要少，尽管前者的生活往往慵懒而奢侈”。约翰逊博士同样认为，“人受到的教育越好，就越正派”，所以“就我耳闻目睹来说，女士的地位越高，经济越富裕，她们就会越有教养，越有德行”。

这种观点颇具争议性。例如，博斯韦尔就不予认同。“先生，这个世界的倾向是，”他回击道，“上层女性的道德比下层的更低劣。”的确，在18世纪后期，同样涌起了一股公共潮流，批评上层男女道德败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同一种思想进程所致。其要点乃在于，至18世纪后期，人们开始习惯于从阶级的地位来思考道德，并且相信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性规范。

这些有关自然与教养的各种认知方式，其最终后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双重意识，此种意识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了顶点，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一方面建立了一种关于女性之天真与被害的有力假定，许多观察者甚至将其发挥到妓女身上；而另一方面，缺乏教育的女性在性问题上常受到怀疑，并且即使在慈善家眼中，妓女也往往被嫌弃为恶心与腐化之人。因此，男人的贪婪要被谴责，女性的堕落则应受到排斥，而劳动阶层的女性乃被视为不完全的女人。这种同情与厌恶态度的偏重权衡，在评论者那里显然因人而异，但只有少数论者能完全脱离这种二元的思维。正是在启蒙时期，道德、教育与阶级之关联的全新进展才使得这种意识广布于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