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叁 第四章 剑指台湾（第8/9页）

该不会是要图谋我中华基业吧？

毫不夸张地讲，在当时大明的朝堂之上，十个大臣里头至少有八个认为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攻取中华。

但你若是再深究一些，问他们可知这个要攻取中华的国家位于何处？方圆几何人口多少？统治者姓甚名谁？历史典故有哪些？那么这些人必然是或一问三不知，或随口胡诌一些道听途说的扯淡之语。

这绝非是在污蔑。

在被誉为编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大大超越先代所有史著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中，是这样描述丰臣秀吉的：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

翻译成现代文的话就是说，他丰臣秀吉原来是萨摩人，本名平秀吉，之所以改姓木下，是因为某天在织田信长出猎时，哥们儿躺卧树下，惊了圣驾，但信长见他骁勇有力能言善辩，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还收他给自己牵马，并以景取名，称之为“木下”。

堂堂国史居然能载此一派胡言，可见中国人对日本是多么的不了解了。

当然，有人会辩说《明史》是清朝时候编纂的，可即便如此，其所用大多史料都是明代典籍，尤其是外国史这种没甚太大利害冲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比较客观地反应明清时候学者对该国的了解程度。

在别人把我们摸了个门清的时候，我们却仍是对对方一无所知。

这话我说了很多次，基本上是以每本两三遍的频率在那里重复着，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你的注意。或许有人可能不服，会反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日初会历经数千年之久后，难道中国方面，就不曾有过知日派吗？

唔……应该讲，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一位叫徐光启的人。

徐光启，上海人，天主教徒。

此人在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应该是在公元1607年时，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据说是伟大程度仅次于《圣经》的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直至今日，直角、钝角、平行线等来自于《几何原本》的数学术语，仍在被你我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

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

话说在村山舰队来袭之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的空气，就在此时，徐光启非常淡定地站了出来，表示你们这些二货，都在杞人忧天。

在他看来，日本如此大费周章又是琉球又是台湾的，目的无非一个，那就是“互市”，即通商。

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满足他们就是了。

当然，这肯定不能为绝大多数持禁海态度的官员所相容，于是也就说过拉倒了。

不过，若仅仅是看穿德川幕府的真实目的是同上要求，提出互市这一解决方案，那徐光启最多只能算睿智，还远不能说其知日，之所以称之为知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部作品，叫《海防迂说》。

在《海防迂说》中，徐光启首先回顾了一下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历史，并着重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作者看来，信长“为人雄伟，多智略”，胜过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将来“必为我大患”；而秀吉，虽不如信长，却也是个人物，擅长“以威力智术驾驭人”；至于家康，虽没有像前两者那般费笔墨地写他，但徐光启也明确指出，尽管这人笑到了最后，等于是夺取了信长和秀吉的基业，可他却并不会对中国有什么野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通商赚钱，其“志在休息”。

不过，即便是德川家没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认，对于天朝而言，日本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防的危险存在。

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危险？在扯完战国历史后，徐光启便引出了第二个话题——防御日本的办法。

其实就四个字：通商互市。

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在这种大航海时代里绝对做不到互不相见，躲是肯定躲不掉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开了国门，你来我往地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