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11/12页）

大约仍有1000万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一般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生活不再经常笼罩于“靠教区救济”的恐怖中。有些工人是“贫民”，有些则不是，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长期不变的界线，而是经常处在变化之中。除了那些长期受低工资困扰的工人外，工匠、买卖人和农村里的庄稼汉，也经常会不断陷入贫困深渊，有些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有些则不是。1000万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春风得意的工人贵族？这就不易判断了。工人贵族是政客愿意与之交往的一群，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被社会迫不及待地奉为上宾，称为“工人代表”……我坦承我不敢奢望有超过200万的技术工人（他们代表了500万人口）能经常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享有某种起码的保险……至于其他500万人（包括男工和女工）的最高工资，只够买些生活必需品，维持最勉强像样的生活所需，一旦他们丧失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将一贫如洗，立即滑入贫民范围，靠救济度日。[35]

上述这些看法的资料详尽，用意亦佳，但仍有粉饰之嫌，理由有二：首先，因为穷苦工人——伦敦工人阶级中贫户几乎占40%——很难有什么“维持最勉强像样的生活所需”的东西，即使用社会下层最勤俭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其次，“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享有某种起码的保险”云云，等于是说拥有的东西少得可怜。曾隐姓埋名跟贝克普（Bacup）的纺织工人住在一起的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无疑曾体验过“舒适安逸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所谓“舒适安逸的工人阶级”，即那些既与雇主唱反调又跟他们合作的集团，其中不包括无所事事、“不值得尊重”的工人，他们多半“有很高的工资、生活大致优越”，“住房舒适，家具齐全，喝上等茶”。然而这位观察能力极强的人，却又几乎无视于先前的描述，声称这同一群人在生意繁忙的时候，会因过分劳累而疲惫不堪，吃得很少，睡眠也不足；因用脑过度而筋疲力尽，“机器经常发生故障，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体力”。这些男工和女工之所以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她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担心生活会“山穷水尽”。

仅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以“进天堂”和到另一世界生活来聊以自慰。去“另一个世界”的希望净化了他们，平息了他们心中蠕动的渴望，对现实世界美好事物的渴望，使他们将失败看成一种“庄严的事”，不去卑鄙地追求成功。[36]

这不是一幅描绘即将从睡梦中醒来的受冻挨饿者的图画，也不是一幅“生活比50年前大大改善了的男女”的图画，更不是一幅如踌躇满志却十分无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几乎拥有近50年来一切物质利益”（吉芬语）[37] 的阶级图画。这是一幅自尊、自立者的图像，他们的期望小得可怜，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更穷，他们记得过去那段比现在更穷的岁月，他们如今仍时刻被穷困（他们所知道的穷困）的幽灵所纠缠，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是他们永远不敢存有的奢望，而救济生活却与他们只有咫尺之遥。正如波特的房东所说：“好东西要适可而止，因为钱很容易就花光了。”这位房东将波特递给他的一支香烟抽了一两口后就掐灭，放到窗台上，等待第二天晚上再抽。今天谁如果忘了那时的男男女女就是这样看待生活消费品的话，他就永远无法理解这场资本主义的伟大扩张，如何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为相当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带来小小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只是，这部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世界的鸿沟仍然很深很宽，以致永远无法弥合。

[1] J. Purš,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the Czech lands’, Historica, x (1965), p.70.

[2] M. May, Die Arbeitsfrage (1848) cited in R. Engelsin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der deutschen Unterschichten, 1789-1863’ Hist. Ztschr. 206, 2 (April 1968), p.356.

[3] Letters and Private Papers of W. M. Thackeray, ed. Gordon N. Ray, II, 356 (London 1945).

[4] J. Purš,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Czech Lands’, Historica, II (1960), pp.210 and 220.

[5] Cited in H. J. Dyos and M. Wolff (eds.) The Victorian City (London and Boston 1973), I, p. 110.

[6] Dyos and Wolff, op. cit., I,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