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第7/8页）

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革命家，那么革命又如何呢？这时期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实际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却一无所知，而且肯定与西方革命思想毫无联系的，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见第七章）。革命最频繁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它们的革命多半是发表一份（军事政变）檄文或是地区性的夺权篡位，国家局势很少因革命而明显改变，以致其中有些国家的社会要素常被忽略。欧洲的革命或是以失败告终，例如1863年的波兰暴动；或是被温和派自由主义同化，例如1860年加里波第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或是虽然成功，但纯粹是一国一族之事，例如西班牙1854年革命和1868—1874年的革命。1854年革命如同哥伦比亚19世纪50年代初的革命一样，只是1848年大革命的夕阳余晖。伊比利亚世界的节拍总比欧洲其他部分慢一些。1868—1874年的革命则使当时人紧张了一阵，因为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跃期，因此担心它会是新一轮欧洲革命的预兆。但是新的1848年没有到来，来的却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就像这个时期的许多革命一样，巴黎公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在于它预示的信息；作为一个象征它确实十分可怕，但作为事实则不然。巴黎公社在法国以及（通过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神话，一个直到今天还响彻云霄的神话。[10] 巴黎公社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激烈的、悲壮的，但也是十分短暂的，大多数严肃的观察家都认为它注定会失败。巴黎公社是由城市工人造反所成立的政府，公社的主要成就是它确实是个政府，尽管它只存在不足两个月。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开始数日子，直到他高兴地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比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还长了。然而奉劝历史学家在回忆往昔之际不要低估巴黎公社。虽说巴黎公社并没有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秩序，但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恐慌和歇斯底里包围了巴黎公社的诞生与死亡，尤其是国际舆论界。国际舆论界指责公社建立共产主义，没收富人财产，分占富人妻子，进行恐怖大屠杀，制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缠住高贵阶层不放的噩梦。毋庸多言，这一切都是国际工人协会故意策划的。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危及秩序和文明的国际威胁。于是，警察进行国际性合作，剥夺逃亡的公社社员作为政治难民所应接受的保护地位（当时人对这项举措的反感更甚今日，认为十分无耻）。除此之外，奥地利首相建议——俾斯麦全力支持，须知此公不是容易惊慌失措的——组织一个资本主义反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奥地利、俄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于1873年组织了“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League），这就是被人们视为“为了对付已经威胁皇帝和政府的欧洲激进派”的新神圣同盟，[11] 但是等到这个同盟签约之际，国际工人协会已迅速削弱，因而同盟的任务已不具紧迫性。不过紧张毕竟是事实，其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各国政府如今所惧怕的不是一般社会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各国政府和此时“值得尊敬的”舆论看法是一致的。

事实上，公社是一场工人暴动，如果工人是指介于“人”和“无产者”之间的男女，而不是工厂工人，那么这个词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他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2] 被捕的3.6万公社社员，实际上都是巴黎各阶层的劳动人民：8%是白领工人，7%是仆人，10%是小商店店主之类，其余绝大多数是工人——来自建筑业、冶金业、一般劳动行业，紧接他们之后的是更加传统的、懂技术的手工业（家具、奢侈商品、印刷、制衣）工人，许多革命骨干也出自这部分人（在国民军中，被捕的印刷工人有32%是军官和士官，木材工人占19%，建筑工人只占7%），还有一向激进的鞋匠。然而巴黎公社是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差不多肯定是的，虽然公社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是1848年前的梦想，即自我管理的生产者合作社或社团单位，不过公社此时也开始有系统地强力干预政府。公社的实际成就非常有限，不过这不是公社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