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第5/8页）

由于资产阶级和（这个时期）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当时只有一个人数极少但很是能说会道的社会阶层能够承担政治鼓动任务：知识分子。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阶层业已觉醒，与政治激进主义发生联系，并享有“知识分子”的美名。正是因为它的人数极少，所以这个阶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深深感受到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团体：迟至1897年，全俄受过教育的男性不超过10万，妇女约6000多一点儿。[7] 人数确实不多，但增加速度很快。1840年莫斯科的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各种艺术工作者总数不超过1200人，但到了1882年，莫斯科已有5000名教师、2000名医生、500名律师以及1500名艺术界人士。关于他们有一点相当重要：他们既不加入商业阶层（19世纪各国商界除德国外，均不需要学历，除非为了提高社会层次），也不参加官僚队伍（官僚机构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大雇主）。1848—1850年间，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生共有333人，其中只有96人加入文官队伍。

俄国知识分子有两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首先，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其次，在政治上他们多半是激进主义者（为了社会而非为了民族）。第一点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很容易被独领风骚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很容易接受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放荡不羁（见第十五章），除了一些得到批准、勉强可以忍受且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外，在西方知识界看不到太多满腹牢骚的政治异议者，而放荡不羁的牢骚话与政治关系不大。直到1848年（包括1848年），大学一直是颇富革命性的，如今他们在政治上也已循规蹈矩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知识分子何苦再另提一套呢！第二点又使俄国知识分子有别于那些刚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热量几乎完全消耗在民族特征上，也就是说消耗在为建设一个能够将他们整合进去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上。俄国知识分子不能遵循（西方）第一条道路，因为很明显俄国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沙皇制度来说，即使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也会被当作政治革命口号。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改革——解放农奴、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为贵族士绅建立某种地方政府（1864年的地方自治会）和城市（1870）——都过于羞羞答答，拖泥带水，不足以长期激励改革主义者的潜在热情，而且改革的时间太短，只是昙花一现。俄国知识分子也无法遵循欧洲知识分子的第二条道路，倒不是因为俄国已是一个独立民族，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民族骄傲，而是因为俄国民族主义的口号——神圣的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等等——已经被沙皇、教会以及所有的反动力量扼杀了。在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的所有人物当中，最典型的俄国人别祖霍夫（Pierre Bezuhov）不得不去寻求世界主义的思想，甚至不得不为侵略者拿破仑辩护，因为他对这样的俄国无法满意；而他精神上的侄、孙辈（全是19世纪50和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被迫走上同一条道路。

他们要求现代化，亦即要求“西化”，作为生长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有志之士，他们也非如此不可，但他们不能只进行“西化”，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此刻还不能为俄国提供一个有活力的模式，也因为俄国此刻唯一潜在的群众革命力量是农民。结果是他们只能进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可使矛盾一时勉强得到解决。民粹主义充分说明了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也就是说能组织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已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了民粹主义时代的种种疑团，而民粹主义英雄阶段的崩溃（民粹主义大约始于1868年，终于1881年）又使大家从理论上对它重新进行评估。从民粹主义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西化论者，至少理论上是。他们认为俄国应走西方道路，聚集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力量——一个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和一个为资产阶级挖掘坟墓的无产阶级。然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的革命过程中很快便认识到这种前景是不切实际的。俄国资产阶级太过软弱，不堪担此历史重任，而无产阶级在“职业革命家”领导下，在农民阶层不可阻挡的力量支持下，势将推翻沙皇统治，也将埋葬尚未成熟便注定死亡的俄国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