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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经济势力的转移以及随之改变的政治和军事均衡，难道不会引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分配吗？显然，一般德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普鲁士所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为《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德国至上》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国歌，不过尚未正式化。

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的认同之所以如此危险，不仅是因为敌对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列强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胜利属于英国、法国、西方（尚不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和一位亚美尼亚代理商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他可赚取5%的佣金。相反，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但是，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借助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1871—1889年间，俾斯麦曾以无与伦比的技巧处理这种敌对竞争。如俾氏所深知的，控制它的关键在于刻意限制目标。只要各国政府能够精确说明其外交目的——例如边界移动、王朝婚姻、从他国获得的“补偿”——便可能通过评估和安排来解决。当然，如俾斯麦本人在1862—1871年间证明的，两者都不排除可控制的军事冲突。

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特色，正是它的无限性。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尽头，或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使传统的世界政治结构日趋不稳定的，正是这种世界新模式。虽然列强仍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可是出了欧洲，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强国，也会毫不犹疑地向弱国挑战。诚然，它们会非常小心地控制住它们的殖民地冲突。它们似乎从未提供大战的导火线，但却无疑促成了国际好战集团的形成。日后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始于英法在1904年取得的“真诚谅解”（Entente Cordiale），这种“谅解”根本就是帝国主义的交易。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权利，以换取英国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特权，摩洛哥这个受害者也是德国觊觎的对象。不过，列强毫无例外都想要扩张和征服。英国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侵略者辈出的情况下保住其全球霸业，因此，它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如此，英国也出兵攻打南非各共和国，甚至毫不迟疑地打算与德国共同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全球性的大洋中，所有的国家都是鲨鱼，而所有的政治家都了解这一点。

但是，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势力理应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为他的国家要求“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实际上为新德国取得的地位，比普鲁士一向所享有的要强大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限定他的野心范围，小心地避免事情失控。而对威廉二世来说，那项要求只是没有内容的口号。它只不过正式提出“比例原则”：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则其人口越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便越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之中。但是这三种言辞的有效公分母是一个统计曲线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没有经济扩张做基础，政治要求根本不具意义。比方说，19世纪波兰知识分子坚信他们（那时尚不存在）的国家在世界上负有救世主的使命，但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实际层面而言，虽然德国民族主义的煽动言辞带有浓厚的反英性质，但是当时的危险却不在于德国想要取代英国的全球性地位。相反，危险的根源在于一个全球性的强权需要一支全球性的海军，而德国已从1897年开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另一个附加价值，是它所代表的不再是旧日的德国诸邦，而是统一的新德国。它的军官团不再代表普鲁士的乡绅或其他贵族，而代表新兴中产阶级，也就是新国家。提尔皮茨海军上将（Admiral Tirpitz）是扩张海军的倡议者。他否认德国计划建立一支可以打败英国的海军，它想要的只是一支具有威胁性的海军，足以强迫英国支持德国的全球性，尤其是殖民地要求。此外，一个像德国这么重要的国家，能没有一支与之匹配的海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