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10/16页）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经历“红色恐怖”，早在19世纪就出现过“偏执狂风格”的各种颜色的恐怖，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现象被扩大了：伴随红色恐怖而来的还有粉红恐怖、淡紫色恐怖和黑色恐怖，后三种恐怖分别引发了争取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非裔美国人权利的运动。对这些运动而言，冷战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催化剂，因为50年代不仅弥漫着对于被颠覆的恐惧，还有对“大政府”的再度批判的声音和罗斯福新政反对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危险性的警告。1950年，照明电力公司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示读者警惕其所称的“这种朝向社会主义政府的行动”。在这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男孩手捧四件象征“四大自由”的物品：一本圣经、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张选票单，通过这四样物品美国人也许能够抵抗那些威胁到他们自由的力量。不过，其中那把钥匙究竟象征着关闭一扇门，还是打开一扇门，就无从得知了。

虽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营销手段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它还是在1954年宣告结束。在许多方面，麦卡锡主义都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当麦卡锡煽动性的野心被注入1952年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之时，就产生了一种本质上自私自利的颠覆幽灵。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虽然憎恶麦卡锡，却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政府需要公开表示信任麦卡锡指控。而当时的美国民众也期望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仍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急切盼望在战后世界中站稳脚跟。但不过，这种不稳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陷入危急的时候，美国总是倾向于向自己内部发起攻击，代表民主阴暗面的麦卡锡主义只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事例。虽然美国社会深陷共产主义的颠覆恐惧中无法脱身，“红色恐怖”的余波仍然广泛存在，但在另一个问题上，许多美国人不愿再遵从传统的规范，即种族不平等。

当卢斯和华莱士正在思考普通民众为美国世纪带来了何种可能与挑战时，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思考的却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关系问题。1944年，他出版了名为《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的详尽报告。这本书从很多方面谴责和控告了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默达尔指出，美国信条信奉人人享有自由和机遇，而南方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违背了这个信条。很少有南方人会喜欢默达尔对于南方的描述：一个“乏味、不安全”的偏远之地，“情绪化的清教徒宗教”四处盛行，到处都是“对性的不健康强调”。这位经济学家总结道，在南方以暴力和恐吓的方式控制非裔美国人的行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着作用。[16]

当然，几位当时的南方作家，不管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还是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都对美国南方性和暴力的关系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小说在描写中为读者制造了一定的浪漫元素，而经济学家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则不包含这种成分。默达尔从私刑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展示了美国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被困于一种充满恐惧和侵犯的破坏性关系中。这种关系因为奴隶制而出现，因为美国人对贫穷、犯罪以及社会隔离的广泛态度而得以延续。实际上，种族歧视的确不是默达尔所指出的唯一困境，但在冷战时期，它占据着主导地位。

默达尔的报告出版三年之后，由杜鲁门设立的美国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保障这些权利》（1947年）。虽然没有像《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那样卷帙浩繁，但它更广泛地评估了美国少数族裔，其中包括美国印第安人、美国保护国中的公民、日裔和非裔美国人，以及墨西哥移民。这份报告呼吁联邦政府针对种族隔离采取行动。报告中称，种族歧视不仅与“美国信条”相违背，而且不只危及那些饱受歧视的族群，还对整个国家的民众健康与幸福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报告严厉批评了“隔离但平等”的信条，认为“这种在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将南方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日常生活都一分为二”。报告指出，这种所谓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神话之一，因为它几乎总是对的。隔离当然是真的，但是，这些设施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它还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