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7/18页）

图52 三K党游行，华盛顿地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926年9月13日。大多数与三K党相关的象征都来源于20世纪早期三K党卷土重来的时期。如照片中所示，三K党公然地展示自己，将自己置于美国的中心位置。然而，在三K党这样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20年代初那样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但也没有完全失势。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59666）。

在文化上，情况则有所不同。三K党引领了20世纪20年代的至少部分时代思潮，反对伤风败俗——这是从广义上讲，但通常指的是酗酒——也反对移民。它主要利用了正在形成的这个现代的、商业驱动的、多民族的世俗美国和一战前的那个传统的、注重家庭的、单一民族的虔诚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哪怕只是接近过这样一种受限的、狭隘的状态，但这个事实并不重要。战后的英国还沉湎于对战前爱德华时代的稳定和安全的幻想中。同样，美国也为自己——不止一次地——虚构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这种历史与其真实的过去毫无联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它的未来，而在这未来之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虚构——理想的美国人。

想要定义美国人、并且由此定义美国主义的这种冲动，着实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国传统，向前能够追溯到克雷夫科尔在178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那么，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20世纪给这个论辩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就是从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文化过程。20世纪20年代，在移民问题上，美国通过了一些新的限制法案，而这些限制越来越多地是基于种族的模糊概念。公民国家主义理想，即由克雷夫科尔首度提出、罗斯福加以修订的新国家主义，正是基于对克雷夫科尔所称的对“古老的偏见和风俗”的否定，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肯定。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理想被国家主义中一种近似于生物决定论的解读所改变，或者可能是所感染，这种解读拒绝认为理想的美国人是一种“混血人”，而是强调民族排他性。这种观点通过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欧洲历史的种族根基》（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1916年）得到了广泛传播。格兰特是纽约动物学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优生学提倡者，他提出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论，这在那些本就已经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观点的人当中引发了共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欧洲对他的观点相当赞同，而相比之下，虽然许多美国领导人也同意他的观点，美国人整体上却对他的那些极端观点相对无感。

有些讽刺的是，卡尔文·柯立芝还是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反移民的诽谤文章，发表在《好管家》杂志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几乎重复了罗斯福对美国化的分析，但最终还是显现出了一些从格兰特那里受到的恶性影响。柯立芝指出，移民如果指望被允许“穿过自由的大门”，就必须表现出“同化的能力”。但柯立芝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出于什么情感上的理由，种族因素都太过重要，不能置之不顾，”他论证道，“生物学规律告诉我们，某些不同的种族是不会混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北欧日耳曼民族自身的繁殖是成功的，但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双方都会恶化。”“身心发展的质量，”他总结道，“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遵守种族法案和遵守移民法案一样重要。”柯立芝心里想的到底是何种伪造的“生物学规律”，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似乎的确把“自由的大门”和天堂的大门混为了一谈，并且非常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移民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会不断显露造物者的神圣意志，并以此证明我们对人类的信仰是正确的”[7]。

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J·戴维斯（James J. Davis）和柯立芝一样，对生物学规律和移民问题有着坚定的看法。基于对自己威尔士民族传承（他在八岁时移民到了美国）的韧性以及优越性的信念，他总结说“种族特点不会变化，让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时我们必须记住这点”。他将人类分为两种动物：海狸和老鼠，并且直接用了一本儿童故事书里的信息来说教：海狸建造家园、储存食物，老鼠却进入阁楼、窃取食物。他训诫道：“只有像海狸的人多于像老鼠的人，一个文明才会崛起。”他也警告人们，“要当心美国正在滋生的老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