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5/17页）

这种想法对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尽管许多兄弟组织和结社都在共和制建立的初期才开始创办，但有一些结社，尤其是会员制图书馆和阅览室，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其中最早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在费城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其他大多数州里也都有类似结社，包括罗得岛州纽波特的雷德伍德图书馆和阅览室（1747年）、波士顿阅览室（1807年），以及1812年创立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美国古文物学会。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社会和文化网络创立（例如费城图书馆公司即为富兰克林和身边好友共同创办而成），并且其中很多至今仍然存在。另外一些机构则完全是由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个体合作创办，这些人志趣相投，致力于推动教育和知识的进步。

图24 《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日期不详，雕工塞缪尔·希尔，1766？—1804年）。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是美国早期职业兄弟社团之一，也是工会的前身。技工协会的建立不仅表明新国家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进一步认可了工人在共和国的成功中发挥的作用。这种协会不屈从于精英阶层，认为工作是一种美德，强调民主社会中的工人享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独立。图中为木匠纳撒内尔·布拉德利1800年的入会证明。图中不仅在顶部融入了国家形象（鹰），也在底部中间位置绘制了勤劳的蜂巢，让人想到大印章和印章上的箴言。这幅图传达的信息是技工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富饶之国（两位女性两侧装满花果及谷穗的羊角状物即在强调这点）。图中的共济会图像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当时许多的美国城市里都有共济会社，大多数的共济会纲领符号都可以在国家性的图像中看到。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3263）。

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正是在1748年由几名商人、一名教师、一名印刷工、一名酿酒商、一名律师、一名种植园主和一名假发商共同创办。1762年，该协会将自己的职能描述为促进会员的学习，其会员“渴望习得英国的仁爱与勤勉，渴望传播英国在艺术上的进展，以此来证明自己对于祖国的价值”。独立革命之后，人们几乎已经不再拥有这种学习动机，不过当时那个社会背后的推动力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得以推断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自我文化提升的行动。

美洲还在殖民统治时期时，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会员就曾以“粗野无知、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及其“野蛮性情”为例，指出任何没有准备好向公民灌输知识和艺术的社会都可能会面临这种威胁。他们深信出版物能够发挥预防作用，“消除这种可能降临的邪恶”，“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类似的境地”[8]，而该图书馆协会的创办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到共和制建立初期，这种“土著化”的风险也许已经降低，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外一种威胁：来自英国的知识、文学体系的牵制。

这将会成为美国人长久关心的问题。诺厄·韦伯斯特将这个问题通俗化，便利地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先后出版了拼写课本和韦氏词典（1806年）。詹姆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宪法的时候，也强调美国的“国家重要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发展上的领先地位”。然而英国作家、教士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曾在1820年发问：“四海之内，有谁会读美国书？”面对英国评论家的嗤笑，美国人只能畏缩不语。但美国的首位超验主义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依赖旁人、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这次演讲后来有时也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宣言》”。十年之后，著名记者、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却又给出了不这么乐观的说法。她评论说，尽管“我们在政治上独立存在”，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上与欧洲的关系仍然和殖民时期一样”[9]。

民间结社和文学社团都在努力让这个新国家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结社为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实质上都是民主辩论团体。那些志趣相投的美国人，都带着自己的追求——不管是职业追求还是政治追求、实践追求还是娱乐追求、当地追求还是国家追求——聚集在一起。但这种“结社的原则”也不是完全积极正面的：它既能带来团结也能造成分裂，既能巩固这个国家也能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通过许多的自发结社行为创造了一种反联邦制理念，同时也对美国的联邦制建国之本发出质疑。更多相关的重要原则开始形成、巩固，这些凝聚在政治、改革和地区等议题上的原则给美国带来了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