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4/17页）

17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约有3%的美国人住在城镇地区，到1820年超过7%，而到了1860年几乎达到20%。仅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城市人口就从184.35万增长到354.8万，实现了92%的增长。在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下，1810年的边陲小镇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城市。例如，辛辛那提在1810年人口普查时仅有2500人，被称为最小的“城市地区”（urban place），但在短短十年内人口就增加了两倍，再过十年之后，甚至一跃成为美国的前十大城市，而到了内战爆发时，其人口已超过16万。

地图4 自由州和蓄奴州人口地图

1830年后，新涌入的移民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美国的总人口以每年约3.5%的速度增长。1840—1850年，仅仅是移民就带来了175万的人口增长；随后的十年里，又有超过250万移民到达美国。到1860年，除去土著部落不算，美国人口已经接近3200万，其中有超过10%，即近400万的奴隶。这些人口分布在33个州里（见地图4）。1820年后，密苏里（1821年）、阿肯色（1836年）、密歇根（1837年）、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1845年）、艾奥瓦（1846年）、威斯康星（1848年）、加利福尼亚（1850年）、明尼苏达（1858年）和俄勒冈（1859年）陆续加入了原来的23个州。许多新加入的州都位于西部地区的阿巴拉契亚—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事实上，到1860年时，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都居住在西部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居民也在打量着这个地区。

美国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可能连麦迪逊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同时也给这个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政府于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试图对西进运动中以自由白人为主的人口施以一定程度的管束。但美国人口不仅在向西北地区扩张，也在向其他地区迁徙。因此，美国政府又在1790年颁布了《西南法令》，这部鲜有人知的法令主要覆盖西南部的今田纳西州地区。它与三年前的《西北法令》几乎完全一样，却传达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只因为存在一个细微的差别：《西南法令》没有禁止奴隶制。18世纪的这两部土地法令实际上开启了两个平行的扩张过程：一个是注重自由的向北部扩张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希望扩展奴隶制的向南部扩张的过程。这两个平行过程将永不会交叠。

这些矛盾的进程表明了美国早期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缺乏民族主义，至少没有一种凝聚的民族主义。与联邦党的期待相反，共和制建立初期的美国人在社会凝聚力上的表现更符合反联邦党的设想。美国土地上的人们期望的是一种仅限于白人的平等主义，其社会流动性远低于地理流动性，也无法像地理范围那样实现均分。真正能够得到均分的是观点：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政治与宗教观点都通过报纸、书籍、宣传册和杂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讨论。

在这方面，美国人情况良好，识字率高于某些欧洲国家。据估计，独立战争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约有90%的成年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各类的民间结社，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团体组织包括私人结社、职业协会（图24）、宗教结社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结社。这些政治结社里的成员对于市镇选民大会和酒馆辩论已经非常熟悉，寻求从区域层面解决美国当务之急的问题。

这种结社的迫切要求正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赴美国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年出版第一卷，1840年出版第二卷），指出美国人不仅倾向于组织“工商团体”，还倾向于建立“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严肃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他观察到，美国人“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都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结社的原则”正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成分，而其冒险之处在于他们“如不学会自发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要是人类打算继续做文明人，”他强调指出，“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与身份平等的扩大同比发展和完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