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6/17页）

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所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壮大，反映了新的思想状态。[22]奥地利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在一八九〇年俾斯麦下台后和舍纳勒尔因多项丑闻被起诉后势力衰退，却在巴德尼当首相期间，在卢埃格尔掌旗之下声势复振。舍勒纳尔提及德意志帝国时总是语多赞赏，因而他在奥地利始终无法打入主流社会。卢埃格尔完全不玩这一套，表态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但保留民粹元素：反犹和鄙视居奥地利人口过半数的斯拉夫人。维也纳曾以其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开阔心胸而自豪，维也纳人喜欢在日常言谈中穿插来自帝国各地民族的语言，但这时，在德意志沙文主义者眼中，这意味着堕落性的言语混杂。既是地道的德意志人，在咖啡馆里还可以用意大利语将送饮料来的侍者称作piccolo？还可以随兴用波兰语的chai来点茶？还能在日常言谈中讲到“另一个”时随意用匈牙利语来表达，例如在Geb’n wir auf die maschikSeite（“我们到另一边去吧”）中所见？德意志人还可以用意第绪语将糟糕的商业交易称作meschunge？[23]奥地利蓬勃的犹太文化尤其是受攻击的靶子。随着反犹心态（“傻瓜的社会主义”）高涨，意第绪语衰落。《犹太问题》（Die Judenfrage）之类的书籍，指出犹太人阴谋推翻、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内莱塔尼亚境内的报社，有三分之二在犹太主编手中，而据反犹主义者的说法，在匈牙利境内，情况更严重，“犹太裔马扎尔人”主宰报业、需专门知识的行业、艺术、商业、工业，担任“舆论的参谋”。[24]

随着唯我独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政局里得势，对多元性的包容乃至赞赏，成为明日黄花。感受到德意志人这一压力的斯拉夫人——在捷克人帮他们打头阵下——强力申明他们本身的利益，扬言要瓦解内莱塔尼亚的德意志行政体系和德意志氛围。奥地利领袖苦恼地绞拧双手，却没什么因应作为，巴德尼则认为这些内部仇恨和帝国军事安全两者有着谁都看得出却遭忽视的关联：“多民族国家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25]

随着皇帝渐老，角色更显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奥地利的匈牙利民族是最大的隐患。他惊骇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九〇三年向匈牙利人做出的新一轮重大“民族让步”，认为那无异于向君主国已然受损的军力发出致命的一击。

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奥匈帝国所发挥的社会、政治作用，乃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在这君主国里，每个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因此军队隐隐然是一所“国家学校”，透过这学校将帝国的十余个民族去民族化，教他们学德语、尊敬皇帝（皇帝玉照到处悬挂）、看重自己身为多民族“奥地利人”的身份。匈牙利人所攻击的，就是这一趋同化异的作用，为此他们大删军事预算（即使在帝国面临危机和科技变迁迅速的时期亦然），并为说马扎尔语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而非为正规军，竭尽所能挑选最好的新兵。[26]自一八八九年起，匈牙利一直粗暴拒绝让帝国每年的征兵员额与内、外莱塔尼亚两地的人口增长同步调升，因此，多年来，k.u.k.陆军兵力逐渐萎缩。就在帝国人口已超过五千万时，陆军仍根据先前人口普查得出的三千七百万人口征募新兵。一九〇〇年，在奥地利每一百三十二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相较之下，在法国是每六十五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德国是每九十四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俄罗斯是每九十八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这使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就连意大利在每十万居民里强征、训练的男丁人数都高于奥地利。

匈牙利不同意增加新兵征募员额或预算，使得火炮——在急射枪炮和化学爆裂物时代最有威力的作战武器——数量无法增加。在这方面，奥地利人也落后，每三百三十名士兵才拥有一门（落伍的）火炮，相较之下，德国和法国是每一百九十五名士兵有一门火炮。[27]这一不足将在一九一四年时产生重大影响，届时奥匈帝国才赫然发现本国火炮的质和量都逊于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