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5/17页）

匈牙利是让哈布斯堡家族丧命的病毒。一八六七年后匈牙利的阻挠，啃蚀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与行政根基。一八七八年，叛乱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正可趁机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这两个省份，并入奥地利，进而达成一八六六年奥地利遭意大利和德国驱逐后，奥匈帝国一直追求的新使命——使奥地利称霸巴尔干半岛。不幸的是，连占领这两省都遭匈牙利人反对，更别提将它们并吞，因为匈牙利人担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百万左右的斯拉夫人加入后，会使本已是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在这君主国里更为少数。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想把土耳其这两个省送给奥匈帝国，以在俄国于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对土战争扩大领土后，重新平衡欧洲诸大国的势力，结果发现这一可笑的情况：“我听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17]

在内莱塔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个联合起来对付马扎尔人的亲哈布斯堡集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这位皇帝始终依违于德意志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斯拉夫封建体制联邦派之间。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为止，皇帝把内莱塔尼亚的政事交给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伯爵的“铁环”（Iron Ring）内阁处理。这个内阁的最高目标，乃是使帝国的诸多民族处于“轻微不满的平衡状态”中。[18]但这个让皇帝享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办法，在民族主义与大众通信发端的现代，却变得较无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一些次要但被民族社团和报纸大做文章的问题（例如某小镇小学的教学用语），奥地利几度更换内阁；若在十九世纪初期，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十七个省里，德语始终是规定的学校教学用语，而地方语言的学习只列为选修课；这一安排在过去得到接受，这时却激怒日益要求自身权益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民族。捷克裔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一八四八年主张“如果未曾有奥地利帝国，也该把它造出”，以防俄国宰制。这一为帝国张扬的言谈，五十年后引来讪笑。奥地利诸民族不想要奥地利或俄罗斯，他们要的是自由。

在奥匈帝国，一八九七年是生存出现危机的一年。为帝国二元制给予匈牙利人的优惠暗暗不满多年的捷克人，终于起事反对内莱塔尼亚的官方德意志文化，要求让捷克语享有同等地位。新任奥地利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让捷克语与德语在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享有同等地位，想借此平息捷克人的怨气（并巩固塔弗的旧“铁环”）。从此，官员得通晓这两种语言，但捷克人已从学校教育习得德语，因此受此一改革影响者只有德意志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德意志人特意去学捷克语。结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愤怒的德意志人打断维也纳帝国议会的运作，推倒议员座席，丢掷墨水瓶，在布拉格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地的其他城镇动用暴力。[19]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萨克森跨越边界，嘴里唱着德国爱国歌曲《看守莱茵河》（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über Alles），誓言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失势。

有位外交官写下令人震惊的心得，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20]德意志人担心自己的地位在奥地利衰微，于是强烈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弃传统自由主义政党，改投向民族主义政党的怀抱，例如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önerer）所创立，极力主张民族主义“比忠于王朝重要”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Pan-Germans）。[21]就连德意志族奥地利人都破天荒开始主张将哈布斯堡君主国分割为数个民族国家。舍纳勒尔谈到他的“德意志心”，把德国（而非奥地利）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巴德尼当政时，帝国议会的德意志族下议院议员，每听到有人提到霍亨索伦一名时即欢呼叫好，表明其对声势蒸蒸日上的普鲁士统治家族的支持，摆明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不以为然。这类的颠覆性看法，扼杀了哈布斯堡王朝长久以来的多民族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