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围困与谋杀（第5/8页）

1534年9月22日这天，当本韦努托·杰利尼去向教皇展示自己为他设计的模型时，发现教皇躺在床上，病情急剧恶化：

教皇命人取来眼镜和蜡烛，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看清楚我的作品。于是他改为用手指触摸模型的方式来鉴别。抚摸了半天之后，教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一个朝臣说觉得对不起我，如果上帝能恢复他的健康，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报酬。又过了三天，教皇就去世了。

杰利尼承认当他亲吻去世教皇的双脚时，眼中不禁充满了泪水，可是除他之外没有人为教皇哀悼。相反，罗马为此而欢庆。像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形容的那样，教皇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从一个伟大且受尊敬的枢机主教变为一个渺小而不被尊敬的教皇”。每天夜里都有人闯进圣彼得大教堂，教皇的尸体被用剑钉在棺材板上；暂时的墓碑上被涂抹了污物，连下面篆刻的碑文“至尊克莱门特教皇”（Clemens Pontifex Maximus）也被恶意涂改为“至恶的教皇”（Inclemens Pontifex Minimus）。[3]

教皇的死讯让佛罗伦萨有一种更加不祥的预感。人们认为教皇死后，这个被很多人怀疑是教皇私生子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会迫不及待地抛开所有约束，组建一个更符合他心意的专制政府，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进入佛罗伦萨9个月以来，他公开承袭了公爵的头衔，但是为了安抚由此引发的共和派的愤怒和质疑，他一直被要求征询和考虑佛罗伦萨市民议会的意见和建议，而他也确实照做了一段时间。所以人们渐渐感到安心了，甚至愿意勉强地认可，这个脾气暴躁、举止粗鲁的年轻人等成熟一些之后，身上没准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此时教皇的死讯传来，人们又重新开始担心起来，而冬季结束之前，人们的担心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亚历山德罗连假装征求市民议会建议的样子都不再做了，不但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统治，在私生活上也越来越放纵淫乱。而他让佛罗伦萨人出离愤怒的行径绝不止这一桩：市政厅钟楼上的大钟依他的命令在市政厅广场上当众砸毁，以此象征共和制度的终结；然后他又让人把大钟的金属熔掉重铸成象征他家族荣耀的奖章；刚刚扩建的位于阿拉朱斯蒂齐亚门（Porta alla Giustizia）的堡垒大门上也被刻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纹饰；[4]任何武器都要被收缴扣押，即便悬挂在教堂里的作为敬献的武器也不例外；他还修建了一座巴索堡垒（Fortezza da Basso）[5]——“威尼斯、锡耶纳、卢卡和热那亚已经证明，它对于一个自由城市而言完全没有必要”。有人偷偷谈论着暗杀暴君的计划，但是反对用暴力脱离目前困境的人则主要担心招致帝国军队的武力干涉，毕竟不久前的围城惨状还历历在目。有一段时间人民寄希望于嫉妒心强的伊波利托能够出面解决佛罗伦萨人的麻烦；而且伊波利托也确实同意要将亚历山德罗的行径报告至查理五世的宫廷之上；不过伊波利托还没有采取行动，就于1535年8月10日在伊特里（Itri）去世了，死因有可能是疟疾，但也有可能是被毒害死的。他的尸体被一些强壮健美的运动健将抬回了罗马——其中有摩尔人、鞑靼人、土耳其人、黑人摔跤手和印度潜水员，因为他曾经幻想着和这些人一起远游。

被佛罗伦萨驱逐的流亡者领头人们在查理五世面前列举了亚历山德罗的种种劣迹。他们的代表，历史学者雅各布·纳尔迪，讲述了公爵种种令人惊骇的恶行，还说佛罗伦萨此时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震慑住她的是“一座阴森的堡垒，一座用她悲苦人民的血汗为其不幸市民建造的囚笼和刑场”。不过，皇帝虽然承诺“要伸张正义”，但是比起纳尔迪的指控，他更愿意相信亚历山德罗的首席幕僚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的辩驳。圭恰迪尼甚至这样恬不知耻地总结自己的陈述：“对方那些关于女性、强奸及类似行为的污蔑我们无意一一驳斥；但是公爵大人的美德、名望，城市中人们对他的看法，以及其审慎和良好的品行就是对此最好的回击。”

确认了自己未来女婿的优良品德，皇帝自然不愿意承认那些对他的控诉。亚历山德罗与14岁的玛格丽特的婚礼也如期举行了，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他对城市的控制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他也志得意满地准备利用好运大展宏图。不过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