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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影响被夸大了，有时似乎又不这么认为。不能否认，赫伯特·马修斯影响了卡斯特罗的一生，哈伯斯塔姆在南越、索尔兹伯里在北越掀起过轩然大波。电视上播放阿拉巴马的州警在塞尔马打击争取自由的黑人示威者的镜头，骤然激怒了数百万美国人，几千名同情者在随后几天内涌进塞尔马，来支持这些示威者，呼吁制定新法律，暂时性地引起美国整个国家的关注和内疚。这种关注与内疚后来随着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拉普·布朗及其他黑人和白种族主义者成了突出的新闻，就逐渐消失了。赖斯顿本人在其一生中，偶尔也通过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鼓励或反对政治决策。在《时代周刊》关于他的一个封面报道中，说他不时地向政府官员灌输自己的观点，在确信这种观点将得到讨论后，他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这种正被考虑的观点的文章，但不会暗示他本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发起者。这种事在华盛顿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在那里一些记者为他们拥护的参议员写讲稿，并充当他们在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顾问。在那里许多新闻机构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赖斯顿刚刚崛起时，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在新闻界的角色与政府的角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在首都，新闻记者大约有1400人，比国会议员还多。专栏作家能几十年长盛不衰，而政客们却像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政客们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与新闻界合作，奉迎记者，有可能的话就蓄意迷惑那些最重要的或最关键的记者——但是新闻界与政界密切合作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经常都去保护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公众利益。

赖斯顿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种情况：他认为，也许总统的权力太大，需要新闻界来平衡一下；但他又认为，这种批评可能会太过分了，如约翰逊总统的“丑闻”所证明的，在全国煽动起不满情绪，帮助了敌人。李普曼论证说，所谓分化的舆论会对敌人有好处，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而赖斯顿却认为：有些事情需要从两方面来说，既要看到批评的危险，又要看到批评的必要性。正如默里·肯普顿有一次曾经形容的，赖斯顿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左派或右派人物，不如说他是《纽约时报》人。

现在是1967年，赖斯顿发觉自己和纽约的同事陷入了一场关于新闻报道优先性与传统性的争论。赖斯顿主张应该有更多的报道自由，但纽约想加强控制。纽约总部对新闻的定义往往与赖斯顿和威克所下的定义正相反。赖斯顿认为世界应以华盛顿为中心，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以及牛栏编辑认为华盛顿应与纽约及世界保持并列关系。争论双方取得的一致的看法是，现代报纸不能静止不变，有争议的是合适的途径问题。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新角色存在于提供有思想的解释。《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已经开始更多地注重于新闻分析，写一些近似于新闻报道、对有争议的事实和陈述做出解释，并且同其他权威发言人的观点相平衡的文章。特纳·卡特利奇很早就提倡写新闻分析文章，认识到需要更新奥克斯对客观性的定义。但他后来又被他所谓的对这种创意的偶尔滥用所困扰，或许较赖斯顿更甚。卡特利奇不想让新闻分析来反映记者的观点，因为记者的观点只应出现在社论和评论家的专栏中。因此，纽约总部发给各分社的备忘录提醒记者注意其观点，这些备忘录使一些记者对卡特利奇以前关于更明快的写作的告诫是否真诚产生了怀疑。

在华盛顿分社，汤姆·威克在公告板上钉上了一段卡特利奇的话，其中指出，保持《纽约时报》传统的公正性的责任“有赖于编辑，也有赖于记者”。一个华盛顿记者说，这是谨慎的卡特利奇为了激化记者与编辑之间由来已久的对抗，以使每个人都失去平衡而采用的一种聪明的策略。但赖斯顿认为，卡特利奇没有个人动机，宁愿相信《纽约时报》的内部分歧实际上不是个性的反映，而是在真正的原则上的分歧。

整个1967年，赖斯顿一直这样来看待纽约的编辑。但在1968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突然使他不再这么认为了。此时赖斯顿才明白，纽约已经找到可以替代威克并接管华盛顿分社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