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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纽约时报》的任何编辑，赖斯顿对白宫决定的可怕的微妙性更敏感。他希望弱化使全国警觉起来的声音，并为总统免去任何不必要的个人困扰。他认为，新闻界刊登1964年夏天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高速公路上一边超速行驶、一边用纸杯喝啤酒的所谓“愚蠢的”报道，对约翰逊来说是不公平的。赖斯顿还记得：他当时坐在约翰逊总统的办公室里，一位助手拿来一份报道此事的杂志，说总统读完之后非常烦恼。总统转向赖斯顿，可怜巴巴地说，他的一个大抱负是“团结全国”，但他怀疑能否做到，因为新闻界有些敌对因素，决心把他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乡巴佬”。赖斯顿想表示异议，但约翰逊不想被打断，大声质问，对于一个能使全国团结起来的南方人总统，这个国家是不是“离故乡阿波马托克斯[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位于美国弗吉尼亚，1865年4月，邦联军领袖罗伯特·李将军在此投降，宣告了美国内战的结束。]太远了”。赖斯顿承认新闻界确有麻烦，但否认新闻界对南方人反感，并且说就算不出新问题，南方的现实问题也够多了。约翰逊没有被说服。长期以来，他一直感到东部自由主义的新闻机构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他这样的人。然后，他告诉赖斯顿，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召开之前，他真正需要决定的问题不是罗伯特·F.肯尼迪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竞选伙伴，而是他在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使全国团结起来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同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赖斯顿当天离开白宫时，既沮丧又震惊。

像赖斯顿那样，在权力的边缘生活20多年，不可能不与总统在某个方面保持一致性，不受总统的状况所影响，不被总统的怀疑所困扰。尽管赖斯顿经常离开华盛顿，去全国游历，还往返于欧洲与美国，但华盛顿的事态仍是他关注的中心。如果赖斯顿对苏兹贝格一家不是有那么大的分量的话，可能他几年前就会被赶出华盛顿，调到另一个城市或首都了，就像其他分社的社长最近因为苏兹贝格一家认为他们太巴结或太熟悉华盛顿的场景和领袖而被轮换一样。但是，《纽约时报》传统上是把华盛顿分社和设在其他城市的分社相区别的。华盛顿分社是《纽约时报》的主要大使馆，其社长是苏兹贝格派驻白宫的大使。自奥克斯时代以来，这个统治家族一直想让华盛顿分社的人员与首都的政要人物保持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是纽约的编辑们和华盛顿产生矛盾的核心。奥克斯与他的独立口号相反，可能想使华盛顿分社社长与政府领袖成为亲密伙伴。奥克斯没有靠触犯权贵、进行改革的十字军东征和支持无产者反抗有产者而使报纸获得大量赢利。奥克斯拒绝谴责克罗克的前任乌拉罕，尽管纽约的编辑们指责乌拉罕是威尔逊总统的崇拜者。尽管克罗克不怎么崇拜罗斯福，但碰巧奥克斯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私下里与克罗克一样讨厌这位总统，而总统对《纽约时报》也有同样感觉。《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不时地对每一届政府提出批评，但来自华盛顿的报道却总是对体制很小心，而且正是这种报道，这种微妙的影射和强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尽管约翰·奥凯斯的社论谴责林登·约翰逊的政策，尽管像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纽约编辑要求更尖锐的报道，而奥克斯的继承者，却使用这两种方式，通过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的信使保持他们与当局的传统联系。虽然分社现在失去了它的自主权，虽然赖斯顿不再是分社社长，但他仍然是苏兹贝格与首都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纽约的编辑谁也无权调动他，或改动他写的一个字。这个家族相信，赖斯顿的文章一定会令奥克斯满意，就像现在令他们感到满意一样。赖斯顿心中永远充满了希望，多年前就吸引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注意他的观点。现在，是她的儿子在高层的学徒期，她保持某种程度的沉默。老苏兹贝格令人遗憾地不能行动了，但赖斯顿却继续用儒雅而热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和政府做出反应，像奥克斯那样，绝不会忘记他对两者最终相似的义务，没有因这两者似乎走了弯路而过分痛苦。这是一个在《纽约时报》、在全国到处都充满异议和变化的时代，如同纽约的编辑执拗地盯住政府一样，赖斯顿也将在周末在弗吉尼亚的费里兰写些热情高涨的专栏文章，刊登在奥凯斯有鸽派色彩的社论版上，尽管该版装饰着一只鹰。《纽约时报》发表一系列出自华盛顿的文章，揭露了尽管政府官员发表演说痛斥国际军备竞赛，而政府向全世界出售的武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可是赖斯顿却企图提醒读者：苏联人也在出售武器，而且美国出售武器是为了防止中东的油井遭受那些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人的侵略，因此它符合美国“最高利益”。当美国政府的一个鸽派向新闻界泄露美国即将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的消息时，赖斯顿被这些行为弄得忐忑不安，他这样写道：“虽然公开讨论扩大轰炸这两个城市（河内和海防）的人口密集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非常公正的，但公开揭露对军事行动计划的时间却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