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5/11页）

罗森塔尔继续在新闻编辑部里四处看，眼光盯在了坐在加工改写组后面第一排的一个个子高高、皮包骨似的、面色苍白记者身上，他的名字叫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菲利普斯37岁，黑头发平整地从中间分开，双鬓已变灰白。他穿深蓝色的套装，白衬衫，打蓝领带，通常他的打字机旁会有一本《圣经》。罗森塔尔知道，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是福音派教徒，在不写报道时可能就读《圣经》或祈祷。在不工作的时候，或在夜里，他经常在教会里，或参加私人祈祷会，有时也在一百一十六大街和百老汇大道他的公寓附近的路边布道。他的长相让人过目不忘：6.5英尺高，总以高声调的充满信心的声音雄辩地讲演，但从不专横。他的布道没有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时报广场上没有多少教养的哲学家们刺耳的该死风格。菲利普斯是一个很有尊严和学问的人。他有一种幽默感，但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平静的举止，一种基于对上帝和他的信念的绝对信仰的安详。他相信，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是上帝的意志。

在新闻编辑部里，菲利普斯从不向他的记者同事布道，但他是很好接近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乐于和他们讨论《圣经》的教义或其他任何主题，包括文字编辑的罪恶。如果菲利普斯的一篇报道被砍掉后，他不直接归因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归因于编辑们的笨头脑。他也不是没有牢骚，但他总是正派得体地进行抱怨，从不渎神。他受到了职员们的喜爱和尊敬，人们经常叫他“长约翰”——约翰是他的名，没有人叫他的中间名字麦坎德利斯，除非是那些通过他的署名文章而知道他的许多读者。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总是以优美的语言、稍微带有的古风、准确和简练引用《圣经》、经常的幽默以及对主题的热情而见长。

罗森塔尔来到菲利普斯的桌前，极力不过分地表达他对这篇报道的热情。

“看看，”罗森塔尔说，并拉了把椅子挨着菲利普斯坐下，把那封信交给他，“纽约有个三K党头子，他是个犹太人。让我们抓住这个家伙，看看你能不能发现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犹太孩子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它会成为一个引起轰动的报道。”

菲利普斯产生了兴趣。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寻常的报道，而且它对菲利普斯来说还证明了他在本周早些时候就今天的工作而产生的一个预感。他曾计划这个星期过一个四天的周末，因为他靠加班工作已经积攒了许多假。但他在家里祈祷时感觉到主清楚而无误地告诉他不要过这四天的周末。所以，这个星期五的早晨，1965年10月22日，菲利普又坐在了他的编辑桌旁。

在罗森塔尔说明了他就丹尼尔·伯罗斯所知道的所有消息后，菲利普斯在两个年轻记者的协助下，开始追踪这些线索。他们从警方那里获得了消息，警方最近几年曾在纳粹集会上逮捕过伯罗斯；还有来自反诽谤联盟[注：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非营利机构，旨在维护犹太人的权利，由犹太兄弟会（the B’nai B’rith）创立于1913年。]的消息，该协会有关于伯罗斯的机密档案；还有来自伯罗斯上过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方的消息。在华盛顿，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注意到了伯罗斯，已经把他列进了“值得注意的三K党分子”名单，知道伯罗斯参加了1965年8月在北卡罗来纳举行的一次美国联合三K党会议。菲利普斯还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发现了地方纳粹或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些成员的名字，这些人也许知道关于伯罗斯的某些事情。

他汇总了需要调查的人和地点的单子，和另外两名记者进行了分工。后来在一天下午，在摄影师卡尔·戈塞特的陪同下，他动身去找皇后区的一个居民区，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伯罗斯。

这个地点是勒菲茨博勒瓦大街上的一个商店上面的公寓，但菲利普斯一打听，店主告诉他楼上的公寓里没有人叫伯罗斯。然而，站在旁边的几个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并且指了指几个街区远处的一个公寓。在那里，在一个小门厅里，在一个旧黄铜信箱上的四个名字中，菲利普斯看到了“伯罗斯”。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他又按了其他门铃，还是无人应答。菲利普斯看到外面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他是否知道有个人叫伯罗斯。这个警察说他知道，这是个年长的人，大约一小时前刚刚离开这个公寓，或许很快就会回来。警察不知道这个人有个儿子。菲利普斯和戈塞特就等在那里。一些人经过这座大楼时，菲利普斯弯弯腰，礼貌地问他们是否知道丹尼尔·伯罗斯。其中一些人知道，就向他描绘了他的样子：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矮个子，戴眼镜，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但知道他总是在异常的时刻在这里出没。他是个独生子，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从来不捣乱。他的母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的父亲有病，通常都待在家里。菲利普斯明白了，邻居中没有人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