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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道写完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一页一页地阅读它们，看看是不是有他们要求的笔法和角度，然后他们再努力确保这篇报道不被文字编辑过分加工。偶尔为了防止砍掉某些段落或句子，罗森塔尔会求助于伯恩斯坦本人。当罗森塔尔对完成的某个报道特别高兴时，他就会给这个记者发一个祝贺的备忘录，甚至还迫使丹尼尔和卡特利奇马上提拔他喜爱的某些人。他的年轻明星之一是小R.W.阿普尔。阿普尔深得《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的欢心，这是很难被谣言所动摇的。有传言说，在进入罗森塔尔队伍几个月后，阿普尔一周挣350美元。

如果是的话，他也该得这些钱。阿普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有一个微笑的圆脸，留着平头，像一个稍微体胖的西点军校学生的样子。他干活非常卖力，总是不停地奔跑，下午2点钟他汗衫上总是浸透了汗渍。他从不忽视盖尔布的想法，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他是不会放手的，结果是在罗森塔尔的队伍里，阿普尔在报上发表的好报道比任何人都多。这并不是使他较老的同事特别烦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把握事件并进行报道的能力。真正使他们不安的是，阿普尔对委派他采访的每一件事情——估价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税务委员会的一次谈话，政治讲演的一次重复——都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一旦阿普尔回来，他总要给新闻编辑部的每一个人谈论他所看到或听到的，或者在他报道时所发生的与他相关的事情。一次，从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回来，阿普尔冲进新闻编辑部报告说：埃塞尔·肯尼迪偷偷走了，在大西洋城宽阔的木板路上被撞着了屁股。后来，阿普尔被派到越南和《纽约时报》的另外两个人——查尔斯·莫尔和尼尔·希恩一起工作。他回来报告说，尽管被敌方火力压制而动弹不得，但还是有一颗子弹在他裤子后面撕了个口子。当他利用探亲假短暂地回到纽约时，他说自己杀了几个越南佬，一位对此表示怀疑的同事回答道，“我猜都是女人和孩子吧。”

也许罗森塔尔作为纽约组主任最富戏剧性的报道发生在1965年冬天。它是从一封来自一个在犹太人组织里工作的朋友的信开始的。罗森塔尔的这位朋友在信中声称，一个叫作丹尼尔·伯罗斯的纽约人，两天前在《纽约时报》上被确认为三K党的纽约头子，而且还是美国纳粹党的成员，但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提到他是个犹太人，记者根本不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宗教背景。伯罗斯在和他的纳粹“战友”在全国到处宣传仇恨和消灭犹太人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罗森塔尔站在桌旁读了这封信，感到入迷，激动。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然而罗森塔尔的激动又掺杂着不相信，一个雄心勃勃的记者在处理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太令人惊奇和绝妙的报道时，总会有这种怀疑。他极力想把这个事实纳入他头脑里已经在形成并展开的报道中。他很快就开始写了，但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下来，以冷静的超然态度怀疑这些事实是不是确切的。罗森塔尔四处看看新闻编辑部，寻找合适的人来写这篇报道。他想找一个毫无疑问可靠的记者，一个耐心的研究者和巧妙的作者。有两件事情要回答：首先，丹尼尔·伯罗斯是否的确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一个犹太青年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呢？这个任务要用几天来完成，需要追踪许多也许没有结果的小线索，需要敲陌生人的门，在大街的角落里等着希望找到伯罗斯的朋友或父亲的机会，而他们很可能是不合作的。其次，还要做一些尝试，接触一下伯罗斯以前的教师，他在美国军队时期的朋友，他的拉比——因为据这封信说，伯罗斯行过成人礼。

伯罗斯没有电话，他的住处也是不确定的。他的父母生活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里奇蒙希尔街道，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纳粹活动。伯罗斯28岁，据说身材粗壮，有一头金发、蓝眼睛，是“一个有知识的恶毒的纳粹分子”，曾因扰乱治安和携带弹簧小折刀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现出狱等待上诉。伯罗斯在知道《纽约时报》有兴趣公开他的秘密后，也许会采取暴力，这篇报道无疑会毁灭他作为一个极右帮派头目的生活。为此理由，罗森塔尔想找一个警惕且熟练的调査记者，一个对他采访的人具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不应是让一个进攻性的警察记者来写的犯罪报道，或者让一个精明的特写作家来写的稀奇的童话。罗森塔尔认为它应是对一个犹太小伙子自我仇恨的复杂个性的描述，应该认真并带着同情地来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