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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个已经进入队伍的年轻记者如桑德·瓦诺克尔来说，展示这种“首创精神”可能是一种不利条件，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的。那时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都是传统主义者，经常把年轻人的首创精神误解为一种不听话或莽撞的信号，或者是一种想从更老更有价值的《纽约时报》记者那里夺走报道权的欲望——特别是在没有多少报道可供采访的日子里。年轻的记者应该坐在靠新闻编辑部后面的桌子上，排队等着。有时城市版助理编辑会转回来，要他重写一篇三段话的宣传新闻稿，也有时记者会从新闻编辑部的麦克风里听到喊他的名字，这意味着他要么到城市组报到，承担办公室之外的某个小任务（“瓦诺克尔先生，请去城市组”），要么他待在桌边等着接来自一个要举行葬礼的家庭的内线电话（“瓦诺克尔先生，请接讣告”）。不像那些至少在工作时间很忙的送稿生，年轻的记者会坐在那里干等着。

偶尔他们会被指派去接替或协助“东边棚屋”或“西边棚屋”的一位老街区记者——这两个所谓的“棚屋”是邻近中曼哈顿的两个主要警区的两座大楼里的两个公寓，第一个在东五十一大街上，另一个在西五十四大街上；或者会被安排到布鲁克林的棚屋，或从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穿过大街到曼哈顿商业区的一个棚屋。这种任务主要是从窗户上向外看看警区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听听安置在记者棚屋里的消防局的铃声密码装置。这装置定期地以特别的节律发出当当声，显示出在纽约市某个地方刚刚报案的火灾的确切地点。所有老街区记者心里都知道消防员的铃声密码。他们能在听到铃声一秒钟内说出火灾能有多大，火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值得采访——这个决定既受火灾的规模，也受记者们玩牌进程的影响。各家报纸都安排人全天承担棚屋的任务，棚屋实际上像男士的俱乐部。全日制的街区记者在整个工作时间都待在某个棚屋里，直到一次四级的大火或黑社会凶杀案或一次骚乱要求他们暂时离开，去搜集必要的信息，用电话把它通知给新闻编辑部的加工改写编辑，然后回到棚屋里继续玩牌。街区记者本人并不写报道。这些记者喜欢棚屋里的生活：它像是对妻子和城市版主任的躲避；对于一个喜欢玩牌并且不介意不停的铃声的老记者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但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棚屋里的生活是十足的不幸。他既不能睡觉，也不能读小说，由于铃声他也不能集中注意他自己的写作，而且花几个小时从窗户上观察警察署的前门也是很无聊的——《纽约时报》没有发表太多的犯罪消息。所以，年轻记者很快就加入了来自《美国日报》《世界电讯》或《先驱论坛报》的老记者队伍中去玩牌，把大多数工作留给来自《每日新闻》和《镜报》这些小报的记者，这些小报看重犯罪新闻，通常这些记者要么在警察中，要么在黑手党里有亲戚。瓦诺克尔却在这两边都没有亲戚。

经过棚屋的锻炼并在皇后区当了一段《纽约时报》记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开始了他的夜间加工改写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加工改写编辑组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特权意识的地方。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本人在他的早期记者生涯中曾是一个一流的加工改写编辑，对加工改写编辑的夜间工作有很大兴趣。加工改写编辑组由大约七个人组成，包括邻近新闻编辑部前部的三排桌子。非常重大的最新报道给了坐在走道边的第一排的人——他就是著名的加工改写编辑的“教头”。他无疑是在最晚发稿截止时间压力下最值得信任的和沉着的人。他的名字叫乔治·伯里特。在前排的其他加工改写编辑，如果伯里特先生外出吃饭而且事情又紧迫的话，也能得到好的报道任务。伯里特每天晚上9点钟都要在时报大楼街对面的高夫查普屋或者在第八大道上的唐奈餐馆里喝两杯加水的J&B威士忌后再吃饭——如果有重大事情发生的话，在那里总能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