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8/13页）

那些地位仅次于最高层之下的《纽约时报》人，偶尔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些人艰难曲折地推进，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层，但后来被同化进这个等级制度中，他们失去了一度使他们显得杰出的大部分个性和动力。不管怎样，《纽约时报》的下层人，记者和文字编辑，很少知道谁在上面操纵着哪条线。他们只能猜测。有时他们怀疑走在《纽约时报》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他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终得到大权的人似乎并不用它，也许不能用它。如果他们不能用它，有权还有什么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证实权力的存在呢？一个政治家必须赢得选举，一个明星演员必须在票房上挣钱，一个电视评论家必须保持收视率，但《纽约时报》一个有头衔的人也许几十年都不断随着机构的势头走，不会面对任何单个的考验，对个人的成就不会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个人得到了美国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银行家、总统的宠爱，这些人认为他拥有这个机构里的说服力量。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飘渺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决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决定像是从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管理实体渗出来的，它们互相依靠，转换，偏斜，耸耸肩膀，后仰，走边道，最终奔向某个试验性的方向。但谁跃跃欲试呢？谁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呢？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如果他们刺探的话，他们也许会发现，但《纽约时报》的雇员不可以深入刺探他们上司的事务。既然《纽约时报》的普通员工不能定期参加丹尼尔每天的新闻会议，那么，他也就不能通过观察主编的举止、他们彼此的反应来得到线索。因此，记者们一定信赖传闻，或者意识到一些小小的变化。例如这个夏天的下午罗森塔尔坐在了靠南墙的一个办公桌上，索尔兹伯里和伯恩斯坦都消失了，加斯特和弗里德曼同他们平常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罗伯特·加斯特，超然地而且有点烦心地坐在他的桌子边阅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不动声色地在电话上说着什么。在另一张桌子边，坐着罗森塔尔，几乎抑制不住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大办公室里，冷静而放松的是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今天中午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共进了午餐。麦克纳马拉或许比新闻编辑部的任何记者都更了解《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因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经常和《纽约时报》接触。这些人经常一起吃饭，彼此邀请见面，定期在电话上交谈。他们对彼此的官僚机构、政策变动和人事变化是好奇的，认识到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另一个地方——一种微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尽管他们在稍微较低的层次上偶尔有分歧，但在高层却盛行一种巩固的联盟——在任何大的摊牌中，这两种力量无疑会把他们的人马集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1966年冬天的《纽约时报》会遵从政府的愿望去压制一系列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然而，它的确意味着《纽约时报》觉得有责任让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约翰·麦科尼访问时报大楼，在报道发表前读一下这些文章，在报道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提出修改。麦科尼的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双方进行了小小的讨价还价，谅解最终达成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护民主制度和现行秩序，这种高层同宗的精神经常通过各层次透露给基层：一个政府的小官员很快接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电话；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骑马的警察关照他的报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车，《纽约时报》也关照他的马；法院的职员能摆平一个难对付的纽约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林赛市长[注：约翰·林赛（John Lindsay，1921—2000），美国政治家、律师、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第103任纽约市长，1966至1973年在位。]将在《纽约时报》的联欢会上跳舞；当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注：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美国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第49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美国副总统（1974—1977）。]在一次大型鸡尾酒聚会上向克利夫顿·丹尼尔报以微笑时，马上就有微笑以回报，几秒钟内他们都奋力挤到阳台上，进行非常隐秘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