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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纽约时报》所有感觉敏锐的编辑都有这种误解，特别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这并不是说伊菲吉妮是咄咄逼人的。事实上，在新闻编辑部里很少能见到她，她到《纽约时报》大楼去通常也限于她丈夫办公室的社交需要，或者是参加《纽约时报》董事会的会议。然而，《纽约时报》几乎所有高层人士都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伊菲吉妮以她温文尔雅的方式以及她友好的暗示和提醒，以她作为奥克斯的唯一后代和他事业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对《纽约时报》的声望和三位继承他父亲而居高位的男人——她的丈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她的女婿奥维尔·德赖富斯、她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是他们生活中和奥克斯精神的活生生的联系。在这个世纪里，她从奥克斯的小公主成长为《纽约时报》的贵夫人。编辑们和管理者们在她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的，在她不在时也是留心的，其中一些人在进行公共讲演时会引用她喜爱的故事和观点。他们用得最多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关于旅行者的寓言故事：一天一个旅行者在路上碰到了三个石匠，分别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第一个石匠说：“我在砸石头。”第二个石匠说：“我在做一块奠基石。”第三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建一座教堂。”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总是说，《纽约时报》的力量在于它的大多数职员都是教堂建设者，而不是砸石头的人。在最近25年内加入《纽约时报》的教堂建设者中，也许她喜爱的是詹姆斯·赖斯顿。

伊菲吉妮赞赏赖斯顿的理想主义，他对《纽约时报》和国家的忠诚，他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和她父亲的价值观并无不同。赖斯顿和奥克斯从未见过面，他们两代中间隔着半个世纪，但两人都靠自己的努力从小城镇来到了东海岸，两人都受同样的原则和激情所指导。奥克斯在美国所理解和赞赏的大部分东西，从未能形成文字，后来都由赖斯顿书写下来了，假如奥克斯能活着读到赖斯顿写的东西，并且亲自了解他，他无疑会像伊菲吉妮一样对他抱有热情。赖斯顿恰恰就是为《纽约时报》准备的。他的作品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信仰，他从来不捣乱，对当局是温和的。因为他有兴趣写作，经常不乏幽默，没有过分的尖刻或灵巧。赖斯顿像奥克斯一样，不是在有着大量的住宅、愤怒的示威和苛刻的工会的大城市中找到美国精神的，而是在有着敬畏上帝的家庭、有着空地的小城镇中找到的。从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横空出世，并且接受其价值观，詹姆斯·赖斯顿将美国精神融入到了自己的写作当中，于是他笔下的美国是一片人们似乎没有那么幻想尽失，警察没有那么残酷，美国对于越南的轰炸并非毫不正当，华盛顿的政客们并非过于自私自利，杰斐逊时代的美国还没有远去，或本色尽失。那些大学校园里面的兄弟会，在赖斯顿看来，并不会加深学生们的偏见，而是一个为像曾经的他一样贫穷的学生提供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刀叉的地方。赖斯顿对女人的态度像奥克斯一样，既是浪漫的又是清教徒式的。赖斯顿认为，女人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当国家最优秀的女记者之一玛丽·麦格罗里向他所在的华盛顿分社申请一个职位时，他说如果她愿意拿出部分时间在电话交换台工作的话，她就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但她拒绝了。赖斯顿世界里的女英雄不在办公室工作——她们最胜任的角色是母亲和妻子。她们鼓励她们的丈夫，就像他的妻子总是在鼓励他一样。当他第一次来华盛顿工作时，看到这个城市的女人、新到来的国会议员们的妻子不得不靠撒谎来保护她们的丈夫时，他深感悲痛。他不能为此而谴责她们，这是她们作为妻子的义务，但他还是为这种想法而悲伤不已。

在赖斯顿的世界观中有许多东西也私下激怒了他的一些记者同事，但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和她的丈夫却为他深感自豪，这才是关键的。可以肯定，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喜欢赖斯顿，但方式与他妻子多少不同。他敬重的是赖斯顿的才能，并且会当面称赞他。40年代，在赖斯顿作为他年轻的行政助手和偶尔的旅行伙伴的日子里，他已经非常了解他了，但有时赖斯顿早早上床的习惯和刻板的性格也使苏兹贝格有点生厌。苏兹贝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喜欢喝酒，对脚有鉴赏力。他离开自己的工作后，懂得了放松的艺术。赖斯顿自身存在的缺点并不能影响对他总的评价。苏兹贝格知道，赖斯顿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更严格。例如1939年，即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工作的第一年，他和一位同事在伦敦分社有过一次不检点的行为，大多数记者都很快把这件事淡忘了，或者一笑了之，或者自夸一番，但这件事却一直折磨赖斯顿的良心长达2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