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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了《纽约时报》。他当了秘书，没有多少事可做。他的出现自然在整个大楼都引起了好奇，特别是在一些发现他特别有吸引力的妇女中间，很少有什么细节能不成为她们闲聊的话题。苏兹贝格喜爱他办公室里的花朵，喜欢小动物，在他的办公桌上和书橱顶上经常摆有一些标本。他老是在房间里搬弄家具，倒烟灰缸，沿着地板来回滚动一个装有庞大地球仪的台子，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使北面的光线能在一个有趣的角度照着它。他着迷于音乐和诗歌、色彩和纺织品，并且在他偏爱的报纸的某个文化部门干得不错。但奥克斯不让他染指经营方面更有诱惑力的工作。他一度被派去从事《纽约时报》每年的慈善活动，即“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注：“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The Hundred Neediest Cases），1912年由《纽约时报》主编阿道夫·奥克斯发起的慈善计划，旨在增进社会福利，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士。至今已筹款超过275万美金。]，后来又派他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去《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终端大厦的造纸厂，在那里他要亲自熟悉生产新闻纸的后勤工作。很快，他比《纽约时报》所有的人都更多地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在几年之内苏兹贝格产生了强烈的工作愿望，并且在迅速地学习。他似乎是不停地在忙，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研究大楼里各个部门复杂的表格报告。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也总是到报社来，如果没有别的工作，他就在那里转悠，和人们谈话。正如他在一次谈话中所说，这是在“传递一个事实，我没有用老板的钱去打马球”。

到20年代后期，阿道夫·奥克斯近70岁时已慢慢不理事了，苏兹贝格的权威开始上升了，但绝没有达到独断专行的地步。一度，每当苏兹贝格走得远一点儿，奥克斯就提醒他：“我还没有死呢。”还有一次，奥克斯恼怒了：他得知苏兹贝格因自己乘坐的出租汽车被梅西百货公司举行的感恩节游行所阻塞，而向一个编辑建议《纽约时报》可以就这种拥挤现象发表一两段话。奥克斯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他的女婿碰到了交通拥堵就去冒犯梅西百货公司。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苏兹贝格的事情从一开始就使奥克斯感到恼怒，这些事情不是由于不满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风格上的差异和奥克斯的愿望引发的。奥克斯希望，不仅在他去世之前，而且在他去世后很久都要按他的愿望来管理《纽约时报》。

这个理由说明了，奥克斯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如此固执地实现他的愿望，不停地找他的律师咨询。他要求自己去世后，《纽约时报》应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亲属来掌管，进而再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控制，他们全都有责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种奉献精神在一生中进行管理。他也知道，这是许多建立王朝的人都会做出的临终愿望：1911年去世的《世界日报》的伟大业主约瑟夫·普利策[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报刊编辑、出版人，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始人。]可能也是这样。但到了1931年，普利策的继承人把《世界日报》出售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这件事情恰恰是在奥克斯去世前不久发生的，因而使他感到特别沮丧。因为《世界日报》曾是写作和报道、文雅和智慧的卓越结合，伤害它的主要不是编辑力量的衰弱，而是它在经营方面管理不善。奥克斯知道，单是靠有才能的理想主义的职员不能够引导《纽约时报》度过未来几十年。这家报纸还必须得赚钱。奥克斯的天才不仅在于他创造的报纸的类型，而且在于他使这个报纸赚了钱。当然，奥克斯工作努力，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小个子，除了他的报纸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兴趣。正如他所说的，他从来不怀疑消息可以是一种耐用的有销路的商品。但奥克斯以自己经营上的敏锐，具有一种避免经营诱惑的本能，他希望他的继承人也多少继承这一点。例如，奥克斯在纽约的最初日子里，非常缺钱，为了节省几个美分，他有时会在报社到处转转，关掉还亮着的桌灯。然而，一个杰出的纽约人，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份价值15万美元的市政广告合同，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奥克斯却拒绝了。他这样做的根据是：我的确非常需要营利，以致可以调整运作计划去争取意外的收获，但这样做后如果别人以取消合同来威胁我，我便不愿违心地去做这种事情了。奥克斯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样有普通人的弱点，正因为深知此点，他便警惕着自身诱惑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摆动。对于他的继承人，他只能希望他们也具有抵制诱惑的智慧，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经营《纽约时报》，而且多少要遵循伟大教会的经营路线，靠美德来给财富镀金。这样，阿道夫·奥克斯在去世后就能永远活在礼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