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第9/14页）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也许可以接受保守政府下台，由自由分子接班的念头。因为后者纵使上台，仍将不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本质，可是资产阶级政权，却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党接手。同样，一个共产党政权，也同样不能忍受被一个必定动手恢复旧秩序的力量所推翻。可是这个假定，却不意味着苏联一定会出现个人的独裁，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转换成非世袭的专制君主制。[7]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矮小[8] 谨慎、缺乏安全感、永远疑心重重的斯大林，活脱脱就是罗马传记大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笔下《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 of the Caesars ）中帝王的再现，而不是一名现代政治世界的现代人物。他外貌平凡，一般不易给人产生深刻印象，斯大林一直使用八面玲珑的斡旋手段，一直到他升至顶层为止。当然，即使在革命之前，他就已经凭着这项了不起的天赋，进入党的高层；在临时政府垮台之后的首任政府里，斯大林就出任民族部部长。然而在他最后过关斩将，终于登上顶峰，成为无人挑战的党内领袖（事实上也是国家领袖）之后，则一概使用令人恐惧的手段，来处理党务或其他任何他个人权力所及之事。

同样，他将“马列主义”简化为简单绝对的教义问答、教条式口号的做法，也不失为将新观念灌输给第一代识字人的上乘方式。[9] 而他的恐怖作风，也不可仅视为暴君个人无限度权力的滥用。诚然，斯大林本人一定颇享受那种大权在握、得以呼风唤雨的乐趣，那种令人恐惧，定人生死的权力感；但是他对本身地位所可带来的物质收获，却漫不经心。而且，不管心理上、精神上，斯大林并无乖僻怪诞之处，他的恐怖手段其实和他的谨慎作风一样，都是他在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时，一种同样理性的应对策略。不论是恐怖还是谨慎，都是基于他避免风险的原则考虑。两者分别反射出他的缺乏自信，不能肯定自己的“评估状况”能力（套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即对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能力）。这一点，却正是列宁的极大优点，两个人的个性气质可谓大相径庭。斯大林恐怖“立业”的唯一意义，只能表示他终身不悔，顽固追求那想象中的乌托邦的世界。甚至在他死前数月，在他最后出版的书中仍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再坚持、再主张。

统治苏联的政治权力，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唯一收获，而权力，也是他们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但是这项权力，却不时遭逢来自不止一方，并且不断再现的困难夹击。斯大林曾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权力的数十年后”，阶级斗争反而会变得愈加激烈。他这套说法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否则换作其他任何角度，都是讲不通的。只有前后一贯地、残忍无情地、坚持地使用权力，才能除去各种可能的障碍，走上最后成功的阳关大道。

基于这套假设而决定的政策，其中有三项因素促成其走向无比凶残的荒谬境地。

其一，斯大林相信，只有他才知道前途如何，而且一心一意、全力为之。诚然，无数的政治家及将领们，都有这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可是只有那些真正绝对权力在握之人，才能迫使众人也一起相信只有他才最行。因此在30年代掀起的大清算高潮，与此前的恐怖捕杀不同，这一回清洗的对象，是针对党内而言，尤其是它的领导阶层。原因在于许多原来支持斯大林的强硬派党员开始后悔（包括那些20年代全力支持他对付反对人士，并且真心拥护集体大跃进及五年计划的人）。他们如今发现，当时手段的无情，造成牺牲的惨重，已经超过他们所愿接受的程度。这些人当中，相信有许多人都还记得，当年列宁便不肯为斯大林撑腰，不愿让他接班，理由就在他行事作风太过残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届大会揭幕，会中形势，即显示党内对斯大林有着相当的反对力量存在。这股反对势力，对他的威胁究竟几何，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因为从1934—1939年，有四五百万党员及干部因政治理由被捕，其中约四五十万未经审判即遭处决。到1939年春天，第十八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当初1934年参加第十七届会议的1827名代表中，只有37名侥幸仍得以再度出席（Kerblay，1983，p.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