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第10/14页）

这种难以形容的恐怖，不是出于什么“为求伟大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也非基于“这一代的牺牲再大，与未来世代因此得受的福祉相比，却又算得什么”的理想。它是一种不分时空永远全面作战的原则的体现。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从军事角度思考——就算布尔什维克所有的政治词汇均不能证实此点，仅看列宁本人对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崇敬，即可证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因为列宁思想中带有着强烈的“唯意志论”气息，使得其他马克思人士极不信任列宁，将其斥为布朗基派（Blanquist）或“雅各宾”之流。“谁胜谁负？”是列宁的处世箴言。这场斗争，是一场不是全输就是全赢的战争，胜者赢得全部，输家倾其所有。我们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即使连自由国家也采取这种心态作战，准备不择手段，对敌方人民毫无保留地施以任何苦难折磨（回到第一次大战时，无尽苦难的承受对象甚至在自己的部队内）。于是没有事实基础，毫无理由地便将整批人送去牺牲的做法，也的确成为战争行为的一部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将所有日裔美国公民，英国将境内所有德奥籍居民，一律关入拘留营内即为例。美英两国的理由，乃是基于这些人当中可能潜有敌方奸细。这场不幸的变调，是在19世纪以来文明进步之下忽然有野蛮复萌的悲剧。此情此景，却像一股黑暗势力的漫漫长线，一直贯穿着本书涵盖的悠悠岁月。

所幸在其他实施宪政民主、拥有新闻自由的法治国家里，体制中自有某些对抗牵制这类思想的力量存在。可是在绝对极权的国家就没有这种力量，虽然最终也会发展出某种限制权力的规定。不为别的，单单为了求生存的本能，以及当全面权力的使用扩展到无限的时候，它自然会生出自己毁灭的苦果来。偏执妄想，就是滥用权力到极致的最终结果。斯大林死后，陆续登场的接班人等，相继都有一种默契，决定要为这段血腥年月画上句号。然而斑斑血迹，斯大林岁月究竟一共付出了多少人命代价，（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年代）只有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海外学者和宣传家去细心追查。从此，苏联政界中人总算能寿终正寝，有时甚至得享天年，进入50年代，古拉格牢狱逐渐空去。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苏联仍是一个未能善待其国民的社会，但是至少，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大规模地逮捕处决自己的人民了。事实上到80年代，苏联人民死于犯罪事件、民间冲突，以及国家之手的风险率，甚至低于亚非美三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毕竟仍是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权威统治的社会，而且依据任何实质标准，也还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只有官方认可或批准的信息，才可传达一般人民，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讲，传达其他任何的信息均属触犯法律。这一切到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政策才改变。至于行动及居住自由，更要看官方的准许而定。这项规定在苏联境内虽然越来越有名无实，可是到了边境地带，甚至与另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相邻之地，却变得真实无比。从这些角度而言，苏联实际上不及沙皇时代。更有甚者，虽然就日常事务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特殊权力，即任意逮捕、下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

苏联铁幕时代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将永远无法确切估算，因为甚至连官方对处决人数及古拉格囚犯的统计，不论是现有的或日后可能面世的数字，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死难损失。而且依人不同，估算的差距更有极大出入。有人曾如此说过：“对于这段时期里苏联牲口的死伤数目，我们知道的反而比被苏联政权滥杀的反对派人数更清楚。”（Kerblay，1983，p.26.）1937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始终秘而不宣[10] ，更使这项估算工作难上加难。但是不论各项估计使用的假定如何，前后直接间接的死难人数绝对高过七位数，甚至达到八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们是否采取“保守”估计，将其定位于1000万，而非2000万甚或更高，实在都无关紧要了。面对这种骇人的天文数目，只能令人感到不可饶恕，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要说为杀人凶手做任何辩解。在此作者还要添上一笔，不带任何评论：1937年，苏联总人口据称为1.64亿，比起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8）原先预估的人口总数，一共少了167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