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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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各国面对的重大难题——到底是守在国境内各自为战，还是跨越国境彼此联合作战——至此大局已明，显然是属于后者。这其中又以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最能体现这种趋势。西班牙内战，就成了国际对抗最典型的范例。

如今回溯当年，我们难免不解：为何一场西班牙内部冲突，竟然立即演变扩大，迅速煽动了欧美两地左右双方的同情火苗，而西方知识界的响应更令人惊奇不已。西班牙其实只是欧洲的边缘配角，其历史又一向与以比利牛斯山（Pyrenees）为界的欧洲各国不同节拍。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西班牙向来与欧洲大小战事无关；事实上，它也不打算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初期以来，欧洲政府已经对西班牙不甚关心，只有远在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国，倒曾激怒它大动干戈。两方一场短暂交手，便使这个建立于16世纪的老大帝国的海外仅余疆土全失，被国际新秀的美国尽数抢去——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4] 作者同代人总以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其实不然。我们已经看见，佛朗哥将军本人绝对算不上法西斯人物；他的胜利，也对国际政治没有任何重大影响。西班牙内战只不过使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历史，再度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了30年。

这个一向与外界发展极不同步，并且封闭自足的国度，内部爆发的一场政治纷争，竟然变成30年代各国间殊死斗争的象征，却是另有原因的。西班牙内战显露了当代基本的政治问题：一边是民主与社会革命；一边则是绝不妥协、坚持反革命的反动阵营。就第一面来说，西班牙是当时欧洲唯一酝酿革命并爆发的国家。就第二面而言，西班牙境内则有天主教会作为反动势力的源头，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世界发生的大小事件一律排斥。但是说也奇怪，在内战爆发以前，左右各种党派不论其思想来源是由莫斯科引导，或是受法西斯思想启发，都不曾在西班牙有过任何重要的表现。因为西班牙自有其古怪的政治活动：左有极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右则有极端激进的王室正统派。[5]

1931年间，西班牙发生了一场革命，政权从波旁王朝手中和平转移到自由人士手中。这些立意善良的自由主义人士，颇具19世纪拉丁裔国家反对神权的共济会精神。可是西班牙穷苦阶层的怨恨太深，这股怨气遍及城乡，自由派的政府既无法妥善控制，也未曾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即土地改革）予以缓解，于是在1933年被保守势力赶下台。新政府上台之后，采取高压政策镇压各地动乱，例如1934年镇压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n）地方的矿工之乱。政府高压之下，革命的潜在热情日益升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从北邻法国频频招手，主张左翼人士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以选票对付右派。当时正不知如何是好的西班牙左派，发现这个新观念倒不失一项好计。甚至连以西班牙为其全球最后据点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一反过去认为选举一事配不得真正革命大业的藐视态度，开始呼吁支持者使用这个属于“资产阶级之恶”的手段——不过投票尽管投票，无政府主义人士却始终不曾出马竞选玷污自己的风骨。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选举战中打了一场胜仗，虽属小胜，毕竟获得了多数选票。并在协调之后，夺得西班牙国会（Cortes）可观的多数席位。左派联合获得的战果，不在诞生了一个有为的左派政府，却在为积压已久的民怨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出口。接下来数月当中，这个形势越发明显。

传统的右翼政体既告失败，西班牙再度发生军事政变。这是一种由它首创，一种已经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特色的拉丁国家政治手段。于是正当西班牙左派将眼界超越国界，拥抱全球共产党人民阵线之际，西班牙的右派也开始向法西斯势力靠拢。不过，西班牙境内虽然也有小规模的法西斯运动，例如长枪党等，右派与国际法西斯联合的现象却主要是教会及君主主义者干的。在教会及鼓吹君主制的人士眼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目中无神的可恶程度相当，两大恶者当中无论与哪一方都没有妥协余地。至于意德两国，则希望从西班牙右派的得胜里获得一点道德支持，此外或可沾点儿政治利益。于是选举之后，西班牙的军事领袖开始认真酝酿政变。他们需要财力和实质的帮助，意大利便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谈妥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