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第8/10页）

另一位追随萧道成崛起的武人张敬儿也努力学习适应上层社会的举止规范。“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敬儿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59]他的女儿也嫁入高门谢氏（谢灵运之曾孙）。[60]到梁、陈时，高级将领的这种身份落差相对缓和，因为梁武帝能较好地处理武人和宗室、文臣的关系，关键职位都由宗室担任，武人能升迁到最高层的机会较少。陈朝则是因为外部军事压力较大，武人将领一直得势，且无暇过度重视文饰。但作为整体的社会氛围，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南朝一直盛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军事将领的技能、职业难以家传。每一轮帝位更迭都产生新兴的军人集团，但将领们地位上升之后，其子孙都不愿继续从事战争生涯，下一轮帝位更迭伴随着新的军人集团出现。这个过程循环不止，而南朝从未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军事贵族集团”。北方的西魏、北周、隋政权，则正是因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武人群体“关陇集团”[61]，才得以攻占北齐，再由隋王朝灭陈统一中国，由此开始新一轮的文武阶层大循环。

余论 文武分途与“南朝化”命题

通过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和对南战争历程可见，北方民族统治者必须借助汉地的统治手段与文化传统，方能实现中国的全面统一。但南北统一并不代表南方政治文化因素的消亡。从更长时段看，南朝的士族政治文化在唐代逐渐兴盛，造成了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壁垒，并对之后的中国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自魏晋开始，士族社会带来了精致书面文化的繁荣，骈体文和格律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他士大夫文化的代表，如围棋、文人画、书法等，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南朝社会（包括深受南朝士风影响的北齐），这些文化形式高度发达，成为文人组成的官僚机器的象征和“准入门槛”。这造成了文官体系与军人阶层泾渭分明、难以整合的现象，并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尚武精神与对外扩张的动力。周隋关陇集团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风气影响，军事实力较强，所以最终北周灭齐，隋灭陈实现统一。

从唐初到玄宗朝，随着关陇集团的解体，源自南朝和北齐的文化风尚又完全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总结的唐代社会“南朝化”趋势，部分也因此而发。这又造成了文臣和武将的职业隔膜，以及文人和武人身份的对立。安史之乱便是这种对立的爆发。此后的唐代官僚机器也一直无力驾驭武人阶层，从而导致藩镇长期割据和五代十国军人称帝。到宋代时，文官机器几乎获得了独尊地位，军人阶层处于被压制的从属地位，这保证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稳定，但也使得政权缺乏对外扩张性，长期积弱。

自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人化、文学化，除了导致中原政权缺乏扩张性，也使得中原朝廷与北方游牧族的隔阂加深，因为北方游牧族人比中原武人的文化程度更低。中原文人出身的宰相等高官，显然和游牧族首领缺乏相互欣赏。唐代突厥、回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集权政治，但其国家机器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同时期的唐政权已经过度文人化，北方民族难以效仿。这可能也是唐代突厥、回纥等北族对入主汉地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十六国、北朝那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再也没有重现。当然，吐蕃帝国有比较完备的官僚机器和文化，但它萌生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农业区，和中原文明少有传承关系。

简言之，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官化、文学化，导致了政权的内敛，以及汉文化与游牧族隔阂的加深，而这种趋势在两晋和南朝已经出现了。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汉人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和实力，基本只能维持长城边界（甚至连长城都无法保有）。能够统治长城内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从这个脉络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的关键问题—国家机器内部的文武问题、民族关系上的南北问题—跨越唐、五代至宋、辽、金乃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成为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最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