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第9/12页）

557年，陈霸先开始铸造铜钱：“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数日之后“复闭细钱”[71]。这里四柱所“准”之钱是哪种钱？所“闭”（禁止）之“细钱”又是何钱？史书皆未明言。以当时情况看，细钱肯定不会是足值的前代铜钱，因为此时开铸的四柱钱数量有限，不可能全面取代古钱；细钱也不应当是盗铸的劣钱，因为盗铸钱在南朝任何时代都是违法的（除了宋前废帝的很短时间）。所以细钱应是梁武帝时期的铁钱。铜钱对铁钱一比十、二十的兑换比例很正常，所以新铸四柱钱所准的价格，应当也是用梁武帝铁钱来衡量的，但它的职能是替代铁钱。至此，梁武帝铁钱终于退出流通。

《梁书》“四柱钱”之名来历不详，在《隋书·食货志》中没有四柱钱，只有“两柱钱”：

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72]

按，柱可能是“铢”的讹误。盖“四柱”对铁钱的官方汇兑比例下降一倍之后，政府又对其重量进行缩水，变成了所谓两柱。当铸造粗糙时，钱上的“铢”字笔画减省，很容易被看作“柱”。至于“鹅眼”，似乎是两柱钱继续减重的产物，名称来历则不详。四柱—两柱—鹅眼系列的演变只经历了短短五年时间（557—562年）。在这五年之内，陈政权经历了频繁而激烈的战争。永定元年（557年）年底，陈霸先军进攻占据长江中游的王琳武装，遭遇惨败。永定三年（559年）末，陈霸先病死，其侄陈蒨（陈文帝）即位，王琳与北齐结盟，再度攻向长江下游。永定四年（560年）初，陈军挫败了王琳和齐军的攻势进占长江中上游地区，但北周军随即渡过长江，试图占领王琳故地。两军鏖战至永定五年（561年）初，陈军才将周军逐回江北。在如此连年战乱之中，陈政权必然通过铸造不足值铜钱保障军需，使得四柱钱迅速变成了两柱、鹅眼钱，价值降低极为迅速。

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春，陈朝又“改铸五铢钱”[73]，与鹅眼钱的兑换比例是一比十。[74]此后，陈的外部威胁有所减轻，政治局面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天嘉五铢钱的铸造和使用维持了十七年时间。从573年开始，陈军对北齐进行北伐，将边界从长江北推到淮河沿线。但到577年，北周攻灭北齐，迅速对陈军展开进攻。太建十年（578年）春，陈北伐主力被周军击败于淮北，损失惨重。陈宣帝只得再次征发军队固守淮河一线。以往数年北伐已经极大消耗了陈的国力，如今尚未休养生息，又受到周军新的威胁，陈的财政状况非常拮据。太建十年（578年）四月，陈宣帝诏书提及“戎车屡出，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表示要裁减宫廷开支，“应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其余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俸恤，并各量减”[75]。财政困难之下，陈宣帝很自然地又拿起了货币贬值作敛财的手段。太建十一年（579年）七月，“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76]。六铢比五铢增重有限，但却要兑换十枚五铢钱，是对民间赤裸裸的掠夺。

就在这年冬，周军开始渡淮南下，陈宣帝紧急增兵试图阻击，但立即被周军击溃。经过一个多月战事，周军全面占领淮南江北之地，南北边界又回到长江。在如此败局之下，陈朝政府甚至已经无力全面推行新铸的六铢钱，导致六铢钱与旧五铢钱的兑换比例跌至一比一。不久陈宣帝去世，六铢钱停止铸造，社会上流通的依旧是五铢钱，直至陈为隋所灭。

总结

东晋门阀分权的政权形式使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而当南朝皇权变得强大之后，迅速开始用铸币、赋税等财政手段来支持战备活动，政权对社会资源的聚敛程度显著提高。为了维持战争经费开支，南朝政权采用的财政手段有举借国债、铸币贬值和变相增加税赋等。宋元嘉末大量举借国债而无力偿还，加之赋税减少带来的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铸币贬值来筹措开支和抵消债务，最终带来币制的彻底崩溃。但南朝的铸币行为与现代社会的发行纸币又有不同：（一）铜币的重量最终决定其购买力。（二）政府铸币（哪怕铸造不足值铜币）的能力有限，而社会上仍流通着大量汉代以来的铜币。新铸不足值铜币的购买力最终会低于足值铜币，从而形成不同铜币的兑换比例。（三）南朝的部分赋税也是征收铜币，当铜币贬值后，政府的税收也在随之缩水。梁武帝显然认真考察了之前政权铸币、税收的教训，所以他取消了征收钱币的财产税等税种，使税收以实物为主，铸币（铁钱）贬值就不会造成政府税收减少。这样做的最终后果就是使铁钱价值跌落到铁的实际价格附近，商品交易又回到了实物易货贸易的水平，同时，政府在铸造铁钱和防范盗铸方面投入了较多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也要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