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第10/12页）

通过以上对南朝财政与战争的讨论可见，南方社会经济的商品化、财政的货币化程度都要比北方高，这会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已经出现了社会经济走向“近代化”的端倪。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这些新经济因素并未变成军事实力，政权通过变更钱制、税制筹措军费，使得南方货币体系和整体经济多次遭遇重大动荡，对民生及社会整体也造成了较大破坏。

如果我们将考察时段放大，会发现这些问题并非南朝独有，唐代后期到两宋，几乎又将南朝这一幕重演了一遍。

北朝的财政体系主要基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实物租调为主，实现统一的隋和稍后的唐代，依然维持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基本格局。到唐代中期，由于均田制解体、商品经济发展，政府实行新的“两税法”，提高了钱币在赋税中的比重，学界将其称为唐代中期财政的“南朝化”。但钱币用途增加之后，立刻发生了不敷使用、“钱重物轻”的问题，和南朝时期如出一辙。唐后期和两宋时期，财政货币化程度提高，政府供养军队、维持战争，也更多地依赖财政手段，但这没有提高军队的效率和战斗力，反而使战争、军费开支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降低。这也几乎是南朝历史的重演。

作为对比，社会发展程度更低、商品经济与货币更少的北方，军事实力却一直占优势，最后由北方政权攻灭南方，实现中国的统一，南方社会也被拖入更为简单、落后的状态。从隋的统一到元的统一，都是在上演这一幕。朱元璋建立明朝，为了对抗北方的军事压力、维持基本的军事实力，也有意识地压制南方新经济因素，实行了一套粗朴而有效的、被学者黄仁宇批评为“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财政—军事制度。这背后可能隐藏了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如果社会能“挺”过这个阶段，实现初步工业化，就能获得军事优势。但如果在这个阶段被北方简单社会攻灭，则永远没有工业化的可能性。从南朝到明清，中国历史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循环中徘徊。

[1] 如中国财政史编写组：《中国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东晋南朝的财政问题，近年有两篇硕士论文进行了专门研究，即吴志宏：《东晋南朝财政制度演变路径试探》，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梅生：《论东晋南朝财政管理机构及财政收入》，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其中吴志宏的《东晋南朝财政制度演变路径试探》搜集材料比较丰富，论点也颇多创建。但这两篇硕士论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关注当时的铸币问题，也没有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战争和军费开支对当时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2]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及初平袁氏……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始罢五铢钱。”（第782页）

[3] 《晋书·食货志》，第790页。

[4] 《晋书·食货志》，第795页。另《晋书》中多有东晋时以布匹为军费的记载，如《晋书·食货志》曾引用的悬赏“有斩石勒首者，赏布千匹”之事，见第783页。再如司马睿又以布匹给祖逖为北伐军费，见《晋书·祖逖传》。

[5]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9页。

[6] 《晋书·食货志》，第795页。

[7] 见《晋书·食货志》，第795页，当时广州的夷人多购买铜钱铸造铜鼓，太元三年（378年），晋朝诏令禁止将铜钱贩卖到广州，也是防止铜钱流矢。

[8] 《宋书·文帝纪》，第79页。

[9]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第1960页。

[10] 《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第1734页。

[11] 《宋书·何尚之传》，第1735页。

[12] 《宋书·何承天传》，第1710页。

[13] 汉唐盛世时，平均一年内铸二亿到三亿枚五铢钱或开元通宝，可为参考。

[14] 《宋书·何尚之传》，第1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