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第5/13页）

十六国初期，石勒与幽州鲜卑段部骑兵作战，“获铠马五千匹”。后来伏击刘琨率领的鲜卑骑兵，又“获铠马万匹”[39]，与石勒作战的鲜卑人当时尚未建立汉化政权，恐怕难以大规模组建具装骑兵部队，这些“铠马”应当还是普通战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萧宝夤平定关中的叛乱，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40]，数量也有夸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进攻后燕时，长孙肥与四千名后燕步骑兵作战，“获铠骑二百”[41]；太武帝与后秦姚兴军队作战，“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42]，这个数字不太夸张，而且后燕和后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政权，应当组建了具装骑兵部队，所以这两处应该是真正的具装骑兵。

在十六国南北朝时的文献中，除了将没有铠甲的战马误称为“铁马”“铠马”，当时文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真正的具装骑兵并未进行明确指明。比如刘曜的前赵政权有一支近卫骑兵部队：“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在刘曜进攻河西张骏的战争中，这支亲御郎骑兵也参加了战斗。[43]但时间稍晚，东方石虎的后赵政权也有一支禁卫骑兵“云腾黑槊”，或称“黑槊龙骧”，史书只提及他们都持黑漆槊作战，总数有五千人，也曾参加进攻河西政权，但却未提及他们的战马是否有具装。[44]其实，根据这支部队的地位和当时的习惯看，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是有马具装的。

此外还有一个现代研究者容易误解之处，就是古代文献中的所谓“轻骑”。在中亚和欧洲很早以来就有轻骑兵和重骑兵的区别：轻骑兵没有马甲，以弓箭为主要武器；重骑兵则是人、马都有铠甲，以长矛冲击为主要战术。[45]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区分的概念。中国文献中的“轻骑”，都是指不带后勤辎重的纯骑兵战斗部队，侧重的是行军速度因素；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携带全部辎重的骑兵（辎重往往用大车运输）。所以，中国的“轻骑”未必没有具装，而非“轻骑”的骑兵也未必有具装，具装骑兵在战斗中也可能卸下具装作战。总之，当时大量的骑兵战斗，史籍都未言明是否是具装骑兵，从而对现在的研究造成了极大不便，所以本书不用专门章节讨论当时具装骑兵的战术问题，对于一些可以认定是具装骑兵的史料则进行单独讨论。

第三节 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

南方骑兵建制与规模管窥

自曹魏明帝青龙年间尚书省开始有骑兵曹，到西晋时依旧沿袭。在与刘、石武装的战争中，西晋主力部队都在中原战场消耗殆尽。东晋政权在江南重新立国，依靠的是南方诸州的地方军，基本没有骑兵武装，尚书省的骑兵曹亦被废止。亲朝廷的北方地方势力与江南隔绝，如并州刘琨、凉州张轨、辽东鲜卑段部等，也无法为东晋朝廷提供骑兵。所以东晋政权建立之初骑兵建制基本是空白，掌握、运用骑兵战术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东晋朝廷直辖的兵力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军府拥有较多军队，是与北方作战的主体。在东晋立国数十年中，这些地方实力派通过与北方政权的战争，逐渐能搜罗一些战马，建立起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东晋末刘裕在征服南燕、后秦的战争中，俘获了很多骑兵和战马，使晋军骑兵规模一度增加，所以当他称帝建宋后，又增加了尚书省骑兵曹的建制，由一名尚书郎主管。但刘宋缺乏新的战马补充，随着自然老化和与北魏军作战的损失，战马数量迅速减少。到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曾将骑兵曹裁撤，但次年即恢复。这反映了刘宋政权骑兵数量在走下坡路，制度因而产生摇摆。到宋明帝刘彧时，淮北广大地区被北魏夺取，刘宋疆界收缩到淮河沿岸，骑兵数量更为减少，因而骑兵曹被再度裁撤。[46]此后历经齐、梁、陈都不曾恢复。

北方政权对南方威胁最大的，是人、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具装”是东晋南朝用语，十六国北朝文献一般只称“铠马”“铁骑”等）。所以东晋军队很重视收集、缴获战马具装。石虎后赵曾以七千骑兵渡过汉水攻击襄阳，晋守军桓宣部突袭得手，缴获了一些“铠马”。[47]前秦军队对长江中游展开攻势，在逼近竟陵时，晋竟陵太守桓石虔率部夜袭，取得战果“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48]。从斩、俘总数和缴获的马匹、具装铠甲比例看，这支前秦军中骑兵数量并不多，具装骑兵也只是骑兵中的一部分。这可能和竟陵一带多山林河川，不便骑兵作战有关。383年秦晋淝水决战，晋豫州刺史桓伊率部参战，在胜利后收集了很多秦军丢弃的“人马器铠”，但多数都已经残损破坏。经过数年修补，拼凑出完整的步兵铠甲五百领、马具装一百具。桓伊临死前将这些铠甲上交朝廷，受到诏书嘉奖。[49]淝水之战十万以上秦军大溃败，[50]而桓伊所部只能收集到如此少的铠甲装备，说明秦军中具装骑兵所占的数量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