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5/8页）

第二，探讨战争、战役背后的诸多制约因素。《史记》中赵奢批评其子赵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战争的结局只有胜、败两种，最为简单，而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却有无限多。战争与棋类游戏的不同，就是不可能用数学方法进行全面模拟。时间、地点、兵力、兵种、后勤、情报、疫病、将士的素养、士气、后方政务，乃至投诚、叛变等无穷多的变量，都对战事产生着实际影响。统帅的职责便是确保将这些变量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同时找出敌军统帅尚未注意到的新变量因素，从而将敌军击败。而史学研究最习惯的模式是“找原因”，在史料中搜寻确定极为有限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构建成因果关系的叙事。如果只限于理论讨论的话，任何研究领域的构建均可以自圆其说，但用简单的因果变量来分析战争难免流于“易言之”，成为纯粹的纸上谈兵。所以，本书第二编在讨论北方政权南征、南方政权北伐等战争个案时，不仅从时空（自然地理、季节）出发，还尽量从史料中搜寻影响战争进程的其他因素，从而剖析偶然性对实际战事的影响，探讨战争双方统帅意图的差异、这些意图在实际战役进程中的实现程度以及各自的应变措施。

第三，从战争的角度研究历史与社会。魏晋南北朝史料比较有限，目前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财政、文化等诸领域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几乎已不存在尚未开垦的新领域。但如果从战争这个互动的、“活的”角度来观察，则能在原有的诸研究领域之外发现新的问题，且原来互不干涉的诸领域也因为战争发生了联系与互动。如本来魏晋南北朝的赋役、兵役制度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是静态、平面和孤立的。本书第三编讨论北魏的军事动员问题，则侧重北魏的社会结构、军事需求与兵役制度的关系，以及实际战争导致的兵役制度的变迁；南朝军事动员部分则侧重讨论货币财政与对北战事的互动关系。再如本来学术界已经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讨论，本书第一编分析骑兵战术转型与马镫的产生，则从中原与游牧族的权力结构来探讨骑兵战术的区别，中原的军事需求导致骑兵战术的转型和马镫的出现，以及游牧族为适应这种新骑兵战术而进行的政权模式转型。这就避免了单线的技术进化论、技术决定论研究模式。不同社会形态、政权结构进行战争的模式都有区别，而战争手段的变化也会造成政权与社会的转型。从这个角度可以获得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其适用范围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同样，民族、阶级、文化等要素也一直与战争行为发生着互动，进行贯通古今与中西的研究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是本书的尝试创新之处。但由此造成的困难也显而易见：战争与人类社会的诸多层面都有复杂互动关系，而本书能够讨论的内容只能是有限的甚至是挂一漏万的。有些问题尚来不及讨论，比如战线上的南北民间交流，战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战乱中的人们对于生命、死亡、生育的观念，以及当时道教、佛教的流行与战争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弥补。

文献综述

关于南北战争的研究，按照本书所分的三个层面，史料数量并不均衡，学术界的研究数量也存在差别。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很多前人研究成果与观点将在正文各编中进行讨论，此处不一一罗列，只就主要史料与研究现状进行摘要说明。

兵种与战术层面：中国古代史籍对战争，特别是战役、战斗层面的直接描写较少，只有个别将领的传记中有零星记载，自宋代至清代的历史编纂、考据者，对这个问题也少有关注。中国古代的“兵法”多侧重战略问题，较少讨论战术层面，如军队的组织结构、军阵的队列原则、接敌作战的要领等等。这使得目前对古代战争史战术层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只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考古成果，才引发了关于兵种战术的讨论，主要是对出土的骑兵俑、马镫、马具装等骑兵造型和实物的分析讨论。如杨泓先生从相关考古材料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对当时骑兵的装备、战术进行了充分研究，特别是对马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军事上的意义做了详尽阐述。[1]其他研究者也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了探讨。[2]但总的来说，由于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局限，战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