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6/8页）

除了正史、别史、类书中的零星记载，还有三本古代“兵书”值得注意：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唐代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和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因为中国古代多数兵书都侧重探讨战略思想，而这三本兵书比较侧重讨论技术、战术层面的问题。后两本兵书虽是隋代以后的产物，但在探讨中国古代兵种战术变迁方面仍有重要意义。当然，三书也有不同：《六韬》采用的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周武王问答的形式，但实际成书应在战国后期。它的内容比较庞杂，以讨论军队建制和战略战术为主，针对的是战国后期中原列国间的战争，描述的是作者心目中一支理想军队的构成、作战方式，但通过这些理想化的素材，仍可恢复战国末期战争的部分细节；[3]《纪效新书》与之相反，主要是戚继光对自己练兵、作战的经验总结，切中实际，另外，戚继光虽是明代人，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有一定距离，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全书已经散佚，只能根据《通典》恢复部分内容，主要是步兵作战纪律与要领，也弥足珍贵。[4]

战略与战例层面：传世文献主要是历代正史，对当时战争的时间、地点、进程等多有记载。但对于每一场单独的战役则少有详尽记载，比如双方投入的兵力、兵种构成，统帅的作战意图，战场的地理形势和双方军队的展开方式，战役的详细过程等等，记载都很缺乏。而且由于传统正史的纪传体模式，关于一场战争的记叙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传、纪甚至志中，加之在分裂时代，南北王朝各有正史，对同一场战争往往有不同记载。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将这些散见于不同篇章的史料进行了汇总、排序，这对于战争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不过《资治通鉴》并未全从战争史的角度分析、梳理这些史料，所以难免有疏误之处，加之对材料取舍的标准不同，也遗漏了一些正史中很重要的战争记载。[5]但在司马光时代尚有《十六国春秋》等现已亡佚的史书，所以《资治通鉴》中有些关于战事的记载不见于现存诸史，是其可贵之处。在正史之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也保存了一些与当时战争有关的珍贵史料。

在军事地理方面，北魏后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记有大量的地理信息，也保存了当时人关于南北间战争的记载，对于战争史研究很有价值。在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注中，有较多对地理方位的考辨，这对于研究当时的战争地理很有意义。此外，杜佑《通典·州郡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志书和考史著作对军事地理研究亦多有借鉴意义。出土文献中关于战争的史料比较缺乏，如文字信息较多的魏晋南北朝墓志，往往只记叙志主的家世、官爵，但极少有对当时战争的记载。所以出土文献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较少。

在军事地理研究方面当代学者已有较多研究成果。[6]对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首推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编著完成的《中国历代战争史》。[7]此书编纂时间长，篇幅较大，对每一场战争、战役都有详细讨论，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对于4—6世纪战争的研究，该书还有不足之处：第一，缺乏对当时兵种、军事地理、后勤等专题问题的系统研究；第二，史实考辨仍未脱离《资治通鉴》的水平，对很多具体问题尚缺乏分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些古代战争史研究著作，[8]其中以《中国军事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较为详尽。与《中国历代战争史》相比，该书在军事制度、兵种发展等专题内容上借鉴了近年来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有参考价值。但该书相比《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具体战役的再现和分析不够详尽。

战争与政权层面：政权结构研究属于传统政治史范畴，在传世史料中数量最多，当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如关于北方民族的政治形态的中原化问题（以往学者多用“汉化”或“封建化”概念），陈寅恪对十六国、北魏政权的汉化，关陇集团的产生都做过系统而精彩的论述。[9]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等学者亦对此问题有深入论述，[10]东晋南朝政治形态以及不同阶级、地域的人群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史学界也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11]还有西方学者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成果，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草原民族与中原的互动关系，[12]也是本书的重要讨论对象。所以在第三编中，对于前人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且基本有定论的问题，比如东晋的门阀政治和荆扬之争，西魏—北周“关陇贵族集团”出将入相的特色等等，本书就不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