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荡的性，文化的性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中文版导言（第4/5页）

据说卡萨诺瓦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基督徒相信事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年轻人放纵于这项活动会对他们自己伤身促寿，在许多团体中他们都被紧紧监护着，使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对自己犯下这项罪行。

手淫是罪，不是因为它违背神圣的律令——卡萨诺瓦对这种事情太不在乎了——而是因为它对于本人有害，就像吸烟或肥胖对于我们有害一样。

优素福·阿里对监护年轻人的企图同样表示轻蔑：

监护别人的人是不学无术的，那些为此支付费用的人是白痴，这种禁令本身，必然增加人们打破如此残暴和违反自然的法律的愿望。

这一观察看来是不证自明的，而对于当时的许多西方医生和哲学家来说，违反自然的不是禁令，而是手淫这种活动。

这种对于青年手淫的监管，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准色情小说《金屋梦》（号称《金瓶梅》的续作）第五十回中，写到为了少年歌妓在接受专业训练期间，为了防范她们手淫，“临睡时每人一个红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个绢掐儿，掐得那物紧紧的，再不许夜里走小水”。至于这种监管的目的，一是防止女孩因手淫而破坏处女膜，二是因为相信女孩手淫会导致阴道宽松，“就不紧了，怕夫主轻贱”。

启蒙时代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手淫

拉科尔认为，启蒙时代认为手淫不正当和反自然有三个原因。

第一，其他所有性行为都是社会性的，而手淫——即使它是在群体中发生，或由邪恶的仆人教唆儿童——在它的高潮时刻总是无可救药地私密的。

第二，手淫的性遭遇对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而是一个幻象。

第三，不像其他欲望，手淫上瘾之后永无餍足，难以节制。“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突然发现一条途径，可以像拥有罗马皇帝的特权那样无限满足对快感的欲望。”

拉科尔指出，私密、虚幻、不知餍足，这三条中的每一条都是启蒙时代认为应该恐惧和厌恶的。当狄德罗（Diderot）和他的那一圈老于世故的“百科全书派”作者贡献他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他们承认，适度的手淫，作为对于急切而又没有满足之途的性欲的缓解，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适度的手淫”是一个矛盾的表述：奢侈逸乐的、欲火攻心的想象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抑制的。

孤独的性是危险的。手淫是文明社会的恶习，是逃脱自我约束机制、寻求快乐的唯一途径：手淫无法停止、无法抑制，而且彻底免费。男孩们先是访问妓院（完成他们的性启蒙），然后以手淫来排遣性欲，“强奸他们自己的身体”。

在莎士比亚时代，还有一个文化创新——公共剧院，是被激烈攻击的。道德家宣称，剧院是“维纳斯的殿堂”。被燃起欲火的观众，在演出结束时涌入附近的小旅馆或演出大厅后面隐藏的密室中做爱。17世纪后期的约翰·邓通（John Dunton）——《夜行人，或黄昏寻找淫荡妇人的漫游者》（The Night-walker, or Evening Rambles in Search After Lewd women, 1696）的作者——在剧场结识了一个妓女，进了她的屋子，试图给她一个关于贞节的训诫，但被妓女断然拒绝了。妓女说她通常往来的男人都更令人愉快，她说他们会假扮为安东尼，而她则假扮为克丽奥帕特拉。

18世纪的医生们，利用古代对想象的恐惧，使人们确信，当性冲动是由某种不真实的、不是确实存在于肉体的东西所引起的，这种冲动就是不自然的和危险的。这种危险又被它的上瘾性质大大强化：手淫者，就像小说读者，可以驰骋想象，反复激起无穷无尽想象的欲望。这样的愉悦是极其有害的。

至于社会观念中对手淫看法的变化，拉科尔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自由主义性学，尽管他也知道其实在关键问题上是何等复杂和矛盾。弗洛伊德放弃了他早先关于手淫有致病作用的观点，代之以“婴儿手淫”普遍性的激进观点。然后他从“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ism，亦可译作手淫）开始，围绕着他谓之“不正当的性冲动元素”的压抑来构造他整个的文明理论。拉科尔指出，在这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中，手淫“成为个体发生的一部分”：我们经历手淫，我们依赖手淫，我们走向性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