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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12 圣安师这里所说的十大财主，除天宝金店确在廊房头条、同仁堂乐家老店确在鲜鱼口之外，其余均无考。

注313 清代山西亢氏，即山西平阳府(今临汾)亢氏，堪称山西首富。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亢氏是大盐商，也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又是大粮商。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前门外开设的粮店。但所谓专做干货一说，暂无考。

注314 康百万也确实存在，“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河南巩县康应魁家族的统称，该家族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富裕了12代400多年。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中国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逃离北京前往西安，后又返京，路过巩义康店镇时，康家掌柜康鸿猷向清政府捐资一百万银两，慈禧太后赐给他“康百万”封号。但关于康家是仵作一事，则无考。

注315 玛哈噶喇庙，即普度寺。最初为清多尔衮时期的摄政王府，位于南池子东侧南宫旧址，南宫在明代时为皇城东苑，明景泰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曾囚禁在此，多尔衮利用了重华宫旧址，摄政王府宏伟壮丽，甚至超过了皇宫。多尔衮被定罪削爵后，该府邸随废。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下令将旧睿亲王府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乾隆四十年(1776年)又重新修葺扩建。1776年，乾隆将该寺赐名“普度寺”。

注316 这里所说的鲜鱼口位置有误。鲜鱼口在前门大街路东，廊房头条在前门大街路西。

注317 查慎行《人海记》：“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贷，总谓之廊房。视冲僻分三等，纳钞若干贯，洪武钱若干文，选廊房内居民之有力者一人，签为廊头，计庸纳钱钞，敛银收买本色，解内府天财库交纳，以备宴赏支用。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陈宗蕃：《燕都丛考》，496页。)可见圣安师所说并非虚言。

注318 民间一般都说药王爷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初八，财神爷的生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三，不知是圣安师的口误还是另有所据。

注319 关于解放初期北京市向内蒙古和西北各地的移民，情况大致如下：1949年8月北平市首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疏散人口案》，各区成立疏散人口指挥部。1950年4月，当时的十六区向察哈尔、绥远两地移民22户76人，参加开荒生产。1955年4月，各区成立移民办公室，进行重点摸底、宣传动员，向甘肃、青海移民。1955年7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劳动局、市粮食局联合成立北京市人口办公室，开始进行减少本市闲散人口的工作。1956年全国有组织进行移民的工作正式开始，当年便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向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移民433000余人。但在北京市，移民工作进展缓慢，7月移民工作停止。1959年依据市人委批转市民政局《关于返京移民处理意见请示》，对返京移民进行了动员和安置。可参见拙著《中国知青史》(初澜)第二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北京大事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80页及《北京市海淀区志·第15编·民政》，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384页等。但无论时间、人数及具体情况，记载都支离不全。

注320 大理寺确实是审案的，是负责审核天下刑名的机构，始设于北齐，隋唐以后皆沿其制。

注321 据“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的报道，北京当时对外开放的教堂、寺庙共11处。即天主教南堂、东堂，基督教米市堂、缸瓦市堂、珠市口堂，佛教广济寺、雍和宫、法源寺、通教寺、大钟寺和道教的白云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196页。

注322 这里说的土地庙，即都土地庙，北京最大的土地庙。位于广安门内而非门外。明清时期农历每月逢三均有庙会开市，以出售竹、木、藤制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