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萧成(化名)口述（第6/7页）

定：您父亲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吗？

萧：知道。我告诉你，这政客呀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把毛主席的《中国的命运》什么的都给他看，看过以后他说这说得有道理，看来这蒋介石没有发展。所以他也帮着我找些材料，帮着我找报纸。

我跑北京跑了两三趟吧，第四趟的时候火车坐不上，进不来了，就从太行走路到晋察冀，把腿走坏了。我们一共7个人，一块儿从太行到晋察冀，那6个都是男的，我一个女的，男的都是年轻人，都是20多岁，说我不行，肯定是谁的累赘，我个性特别要强，我怕人家说，所以一过河，绑着绑腿就跳到河里。走了两个月吧，基本上在河里头走，山里头就是一个一个小河沟啊，那阵儿都有水，现在都干了。最后是急性关节炎，连坐都坐不住了，这个腿差点没锯下，现在还有点瘸呢。有一次我的背包掉到河里去了，晚上睡觉没办法，跟着男同志一块儿睡(笑)，就盖一个被子，那阵儿无所谓。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

最后一次回(北京)来，我就被捕了。那是1945年，我23岁，还没结婚呢。由青龙桥抓的，我说跟家里通个电话行不行，他们说可以，电话是我母亲接的，我说我病了，回家来看病，哪儿哪儿把我给扣下了。她也念过书啊，这么一说她就明白了，说那怎么办呢？说我们接你去吧。我母亲就来了，到青龙桥一下火车，我趴到她耳朵边上，说您赶紧上厕所，他们都是大兵，不能跟着进去啊。(在厕所)我跟她说，我说我就是学生，是日本来了以后我受不了这个气，我要抗日救国，所以跑的。我就说家里有个哥哥，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没敢说我大姐。

定：您是怎么被发现的？

萧：是打到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他正好也坐那趟火车回来汇报工作，(在火车上)看见我了。我就没编瞎话，我说我抗日走的，现在日本投降了我得回家了，我还有病，还拿着药。的确是这样，我腿还瘸着呢。而且那时候我确实是特别瘦特别弱，脸色特不好。他们到家里去调查，那阵儿家里还有汽车还有相片什么的。一看见我父亲的大相片，穿着袁世凯时候的那套服装，中将，“咔嚓”就给打敬礼。回来这么着呢，他们也没查出我什么来。我在青龙桥蹲了4天，在南口待了一天，又审了一次，有我母亲跟着嘛，都跟在青龙桥时候说的一样，就把我放了。

[滨：然后把她放出来了，出来就有一个搞谍报的科长，还一个参谋，张参谋，在我们家整天儿地盯着。最后她还是走了，说上我姑姑那儿去了，打马虎眼过去了。]

定：您参加革命算哪年？

萧：抗日啊，我有那纪念章。现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头有这个纪念章的就我和我大姐。

[滨：我六姐的入党预备期是半年，是按阶级成分分析的，她虽然生在这个家里，但地位相当于使唤丫头。她半年，那些狗崽子(指李的大姐黎颖与哥哥李德伦等)都是一年。]

“文革”前我在外文书店，就是现在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编目资料室主任。我这个人也是比较有点个性吧，也不会顺着说好话，也不会拍马屁。上头的下头的都有得罪。到“文化大革命”我也挨整了。我告诉你，搞地下工作的没有不挨整的，我还被捕过。但是我这个人呢，是我们家里血统关系也不是怎么，你整我我不怕，你顶的话我跟你顶。牛棚我也待过，你让我排着队出来，我照样昂首阔步地走，我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应该垂头丧气的人多呢，还是应该昂首阔步的人多？我就是这样。搞外调的上我这儿来，我说是你们经过那个时候，还是我经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要那样写的话，你们自己写。你们别让我照你们想象的那样去做。

定：我看您也特有个性，可是跟您妹妹的个性不一样。

萧：不一样。她是比较张扬。我还告诉你，我是决不跟李滨还有黎频一块儿上街。我觉得她们太张扬。李滨是嚣张，黎频不是，黎频就是名人，尤其在这一带，她一出门：“哟，孙奶奶”，就把她的戏扽出来了。哎哟，她就特别高兴，我就在一边躲着(笑)。还一个是什么呢？她们演话剧舞台剧演的，演惯了，说话声儿就大，笑的声音特大，特夸张，我受不了。我干脆不跟她们一块儿出去。决不在她们跟前儿。绝对地不争头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