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4/21页）

综上，岳飞的悲剧其实可以划分为前后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高宗对武将的猜忌，由于秦桧对异议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于岳飞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貌合神离。加之岳飞坚持抗金立场，反对妥协议和的决绝态度，与高宗的既定路线相违背，为清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高宗用阴谋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还不是导致岳飞之死的决定因素。待至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媾和的时候，岳飞的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金方提出“必杀岳，始可和”的条件，又因为高宗君臣担心岳飞作为反对议和、坚持抗金的一面旗帜，终究会威胁议和，终于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

梃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这样一件案子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后果，发生在今天，顶多是由治安警察来处理。但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事关帝国继承人的安危，那就是惊天大案了。史称“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是观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个绝好标本，它既是万历朝君臣否隔、门户争斗的一种表象，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万历崩驾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斗争，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士即以此案为张目；崇祯登基，给东林党人士大平反，亦以这个历史问题做切入口；满清入关，弘光朝偏安南京后，此案依然成为朝内诸臣争斗的题目。“梃击案”所起风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

为什么这样一个未遂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首先结合当时明朝的政局分析。万历帝已登基四十三年，暮气沉沉，常年隐居深宫不见群臣，朝廷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能及时补充，民间的矛盾一点点积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君臣之间势若水火，群臣之间也各立门户。这种局面的造成固然是由王朝政治体制僵化的大趋势所致，但直接的原因是“国本之争”导致的。万历帝春风一度，临幸了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没想这位宫女中了大奖，怀孕并生出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皇帝的次子夭折，几年后他和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钟爱的朱常洵，但这样违背了明朝嫡长继承的祖制——皇位继承法可算明帝国最重要的法律，若被破坏后果是灾难性的。群臣看透了皇帝的心思，通过二十余年的君臣过招，一些文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使万历帝不情愿地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用祖制——即习惯法来制约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常见的政治生态。因为从法理上讲皇帝具有至高的权威，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文官集团制约皇权最后的法宝是法律解释权。因此无论在嘉靖朝“大礼议”，还是万历朝“争国本”中，文臣前赴后继，在对礼法的维护上丝毫不让步。

朱常洛虽然已有太子的名分，但地位不稳。一旦他意外身亡，皇三子朱常洵继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此案发生后，朝廷许多大臣怀疑是一起由郑贵妃和其兄弟郑国泰策划的谋杀案——因为太子身亡，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是最大的获利者，自然也就成为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嫌疑人。至今警察破案还是循此思路。可刑部初审，拿出的结论是：这个叫张差的凶犯是疯癫者，因为在老家受到了刺激，来京上访，闯入慈庆宫。

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等一些文臣认为这是替背后指使者开脱，力主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先通过预审掌握一些证据；再在一些大臣的力主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据张差交代，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