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民公会成立和路易十六之死（第3/8页）

在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些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都没有像他一样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早已不纯正的道德变得更为败坏，他的大规模屠杀和独裁想法，之后都被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对马拉的控诉也没有收到结果，虽然他比罗伯斯庇尔惹人讨厌，但却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引人痛恨。很多人将他当作一个狂人，有些人则把这些争论看作是党派之间的纠纷，而不是影响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并且，清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并不是件安全的事情，即使是各党派也很难跨出这一步。

丹东没有为马拉辩护，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脾气，他暴躁而难以相处。但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调呢？发生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难道没有别的理由吗？”罗伯斯庇尔则说他并不了解马拉，在8月10日前他曾和马拉有过一次谈话，并且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这次谈话后，马拉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政见狭隘，于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说：“罗伯斯庇尔既缺乏政治家的眼光，也没有政治家的魄力。”相比之下，人们觉得罗伯斯庇尔更可怕，但是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

不久，罗兰部长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现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9月大屠杀、公社夺权、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等事件进行了谴责。他说：“当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被人看作是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候，当大会有力宣扬并欢迎叛乱和屠杀的主张的时候，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开始反对国民公会的时候，我就不再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那些用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冒充人民的朋友，却怀着颠覆阴谋，企图踏着废墟和尸体攀登高位！”罗兰还引用了刑事法庭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在信中这位副庭长告诉罗兰：他和吉伦特派中的最著名人物都受到了威胁，敌人将再一次制造流血事件，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罗伯斯庇尔的解释。

听了这些话，罗伯斯庇尔急忙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他说：“谁也不敢面对面控告我。”吉伦特派中最坚决的人卢韦立刻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庇尔，坚定地说：“罗伯斯庇尔，我敢控告你。”一贯保持沉着的罗伯斯庇尔这时也激动起来，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曾经与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领教了他的尖刻、激烈和毫不留情。卢韦接下来进行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在选举会议上的一言一行。卢韦控诉罗伯斯庇尔曾诽谤最优秀的爱国者；多次卑鄙地吹捧数百名公民，先说他们是巴黎人民，之后称他们是人民，最后又吹捧他们是最高主权者；此外还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炫耀自己的优点和品德，在奉承了人民的力量之后不忘宣称他自己也是人民。

卢韦还指出，在8月10日事件中罗伯斯庇尔是隐蔽的，之后就成为操纵公社的阴谋分子。在谈到9月大屠杀时，卢伟激动地冲着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8月10日的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可9月2日的事件却是你们干的，是你们自己干的，难道还引以为荣吗？他们以蔑视的口吻说我们是8月10日的爱国者，而自己则扬扬得意地宣称是9月2日的爱国者。就让他们在这种只配他们自己享有的声誉里遗臭万年吧，而我们则被证明无罪。那些冒充人民之友的人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并且试图将9月第一周的罪恶归咎他们，巴黎人民虽善于战斗却不善于杀人！是的，在8月10日这个光辉的日子，巴黎人民曾来到杜伊勒里宫前，但却没有在9月2日那个可怕的日子到各个监狱前。也许有人会问，人民既然没有参加屠杀，为什么不去阻止它？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因为佩蒂翁的保护权无法行使，因为罗兰的话没有效力，因为司法部长丹东不说话，因为四十八个区的区长等待搜查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更因为巴黎市政官员们佩着绶带在主持这些暴行。立法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要为无辜者报仇，一定要严惩我揭发的这种有罪的狂人！”随后，卢韦又回过头来指责罗伯斯庇尔的野心、阴谋和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演说前，卢韦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并且在每个事实前面都要加上“罗伯斯庇尔，我控诉你！”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