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第11/14页）

来自农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发展，但是西方世界的农村居民的表现和城市家庭十分相像，因此，新来者必须来自遥远的、跨越文化和种族边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数百万的穆斯林，在美国有数百万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另有不同的移民混杂在其他富有地区和城市化国家中（而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外建立工厂，而不是引进外国劳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减少的劳动力开始严峻地考验这一政策）。

农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进而成为农村的自治衰落的一个表现。在大部分文明历史中，税收和地租的征收者分享农民的收获，转而在面对毁灭性打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稳定的保护。除支付租金和税收之外，农民经常按照地方风俗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多世纪里村庄几乎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并且进行自然的繁育。换句话说村庄是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类生活（85%～95%）的社会细胞，尽管存在着战争、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稳定性，但村庄一直维持着文化和生物延续性。

但一旦为城市市场生产的产品开始传播到农村，农村自治就开始崩溃。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进程，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当铁镰刀和少数其他城市制品开始改变中东地区的乡村风俗时。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商业化主要依赖于运输，因为只有物资可以被廉价而有效地运送时才使得超出当地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更有意义。因此，每次交通发展都将在乡村和城市社会之间开辟新的交换途径。19世纪中期蒸汽动力运输和以电报开始的快速通信开辟了跨洲际的网络时，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进入到了一个高速阶段。1950年以后，广播和电视、得到改善的道路和货车加强了各地城市与乡村的物品和思想交流。

结果，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关于生活的新观念让乡村的年轻人急于享受在电视中所展示的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新躁动和人口快速增长让孩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即使他们愿意，也没有足够可供耕种的土地。以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进行集约耕作有时是可能的，但是移居到城市显得更简单，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扩张，而且现实可能是半数以上的人们都不再从事农业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中。而更显著的是，仍在乡下的大多数人希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因被排除在他们从电视上每天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享受，经常怀有一种不满情绪。

人类是否可以真正在城市环境并在缺少地方和熟人社区支持（和约束）的情况下生存或许将成为21世纪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此之前，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对乡村的适应。至今随着这种群体开始失去他们的自治和活力时，这个曾经囊括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大范围地崩溃。农村社区中的习俗和个人的社会地位曾经给予每个人日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替代城市生活的模式。

就像遍及世界的宗教运动所展现的那样，迄今为止新旧宗教流派有望担负乡村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复兴和改革也必须妥善地解决全球经济对乡村生活的宰治，以及让人们对乡村生活产生质疑的公共通信和大众娱乐所带来的侵蚀。或许人们在没有密切联系的地方社区支持和约束下可以学会生活。更可能的是，我们社会的需求和趋势将会找到新的途径，去建造一个让我们日常生活更有意义的密切联系（或毫无阻隔）的社区。

新型的大众传播和娱乐以及为很多人传达的信息都深刻地影响了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以及家庭和乡村生活模式的转变。其中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三者最重要。它们的影响和冲击是近期才发生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分别在1950年（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1970年和1990年以后才到来的。它们对人类社会和意识产生的影响无法预测，但肯定极其深远。

抵触的反应也很明显。迄今为止有吸引力的美国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在很多技术应用中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似乎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欣欣向荣的大众媒体中心也存在于埃及和印度，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它们也向外国出口产品。而且伊朗的例子显示了如何通过热切的塑造本土文化就可以迅速明显地瓦解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全球世界主义的诱惑将会如何同捍卫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相互影响。但是在所有的交往中竞争推动着相互借鉴，就像伊朗宗教革命者利用录音磁带宣传他们的革命信息那样。这意味着，甚至大多数传统的捍卫者都有可能改变其捍卫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坚持和厌恶的东西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