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 （1700～1850年）（第4/6页）

只有少数印度人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印度教提供了与反对伊斯兰教义同样多的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但是传教士在印度的活动，导致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广泛接触，这必然刺激少数印度人试图理解英国统治者所在的外部陌生世界。罗姆·莫罕·罗易（卒于1833年）开这种努力的先河，通过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宗教从根本上都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种族一神论。他和其他人以及西方世界少数虔诚门徒很快意识到，印度教哲学家早于其他人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普遍真理。因此，自豪而虔诚的印度教徒能够觉得，即使全盘借鉴欧洲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印度人拥有珍贵的精神洞察力作为回报。西方学者的确需要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他们表现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极大热情。

但是，热情地研究早期印度文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力。现有印度教的实践与吠陀的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这为印度教改革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精心挑选印度教各种宗教典籍，为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和少数官员开始倡导的各种自由而人道主义的改革发现了大量的权威依据。考验性的事件就是“苏特”习俗，即在丈夫葬礼上，用焚烧死去丈夫的火柴堆烧死其遗孀的习俗。吠陀经典中没有允许这种做法的权威依据。罗姆·莫罕·罗易发表了一系列谴责“苏特”习俗的小册子，并敦促英国殖民当局禁止这一恶俗。1829年，他们禁止了它。6年之后，他们还决定为印度人引进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并开设欧洲式的课程。罗姆·莫罕·罗易曾经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而加以提倡，如果印度青少年希望获得科学真理的知识。

一旦对传统习俗和制度的这种改革开始了，就难以停下脚步。英国当局不久就发现每种改革都会引起对其他改革的需要。因此，行政活动跟不上传统社会结构越来越坚决和激进的转型步伐。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属于主张更快行动的人群。当然，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是被动的，只模糊地意识到正在进行改革的同胞们关注的事情及其抱负。然而，与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对立是本质的，因为印度教的领导机构默许，当它不能满足需求时，而高级和低级穆斯林在探索周围发生的各种事物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印度这两大宗教社群之间的这种差异保持到今天，正如所期望的，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印度再次成为印度教的国度。

基督教的巴尔干半岛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侧翼巴尔干半岛，基督教人口也发现比较容易看清，他们的奥斯曼主子正在走向衰落。诚然，君士坦丁堡有基督教徒团体，他们因为是巴尔干人和作为土耳其人顾问而获得大量利益，因为他们的财富依赖帝国，所以并不急于看到帝国分裂。但是地理位置的复杂性，特别是商人和专业人员，也落入了以“启蒙运动”的名义传播并期望发生变化的西方文化的世俗化窠臼。围绕“尼西亚信经”字面意义的旧神学争论似乎与伏尔泰和卢梭的读者没有关联。此外，公民自由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宣扬也没有地理或文化的限制。因此，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严肃地对待这些思想，他们并非不自然地试图建立自由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取代正在走向衰落的奥斯曼政权。

这种精神加上巴尔干地区自古以来不断的猖獗盗匪行为，为塞尔维亚（1803～1815年）和希腊（1821～1830年）革命赋予了自己的特色，并使他们迈上了更完全地融入欧洲社会的第一步。但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民族抱有相互冲突的领土野心，这带来了问题。但是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还被隐藏在各地自由人对未来兄弟关系的充满信心的期望之中，这种期望影响了革命的派系划分。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

在远东，没有英国征服印度或俄国蚕食奥斯曼帝国那样的急剧事件打断儒家世界的平静。整个18世纪，中国仍然是强大的，日本保持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大约1775年后，这两个国家都开始发生最初觉察不到的变化，这是和平和繁荣依赖的基础。因此，到19世纪中期，当欧洲列强开始以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支撑下的力量蜂拥而至远东的大本营时，中国和日本的抵抗能力已经急剧地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