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第5/7页）

这些哲学家缺乏任何满意的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证明，以便不同意见的专家能够根据经验选择竞争对手。随着1687年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伟大而且一流的物理和天体运动分析得到发展，事情发生了逆转。像他的前辈一样，牛顿力图把观察到的多样性归纳为数学原则。为了解释天空和地球上的运动物体的行为，他假设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地球引力。他认为地球引力按照一种荒谬而令人欣慰的简单数学方程在空间发挥作用——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同时代的一些人对这种根据距离发挥作用的力量的神秘含义感到震惊。通过谈及空间的下层（他在另一个段落里又称天空为“上帝的心灵”），牛顿企图澄清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努力对缓解这种焦虑感没有太大帮助。但几乎使每个人都认识到的事实是，牛顿的理论能够被经验所证实。牛顿的运动学定律最初是通过他力图以数学表达月球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无数运动的物体都能被用于证明他的公式的准确。以这种观察和测量为基础，这个公式似乎很快便表明自己的确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实际情况符合牛顿的运动学定律。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预言和自然规律的作用通常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当这些发现最初出现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想象力去理解，它们是何等的特殊和激动人心。那些从小被教导说宇宙是由一个非常活跃的、个人的、随时随地可以创造奇迹或饶恕过去罪愆的上帝支配的人发现，牛顿的宇宙观既是自由的，也是可怕的。上帝显得像个数学家，并决定相应地创造宇宙。在这种宇宙中，上帝的尊严似乎被贬低为创造一个奇迹，因为这将地方性的、暂时的废除他自己的天命，承认自然规律不足以取得各种福祉和达到必要的目标。与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截然相反，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取决于上帝与单个个人之间密切而完全无法预测的关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当他们被劝说接受一种新的牛顿宇宙观之后。牛顿本人也撰写了《圣经》注释，他希望从“神圣的文书”中发现隐藏的含义；他长寿的一生（1642～1727年）是新兴宗教运动特别多样化的证明，这些宗教运动强调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例如，在新教内部，当牛顿还在世的时候，英国的贵格会和卫斯理派、德国的虔信派就开始形成。在罗马天主教徒中，詹森派和寂静主义在牛顿时代取得了最大的影响。罗马教廷的正式谴责导致这两个虔诚教派最终消失，但是上述三场新教运动却持续蓬勃发展到今天，尽管都发生了变化。

其他科学则不太遵循明确的数学方程式。随着传教士和其他有学识的人记录他们的见闻，关于各种动植物生活的信息大多被收集起来，有关遥远的或文明开化或野蛮的人类社会的新知识涌入欧洲。但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方程式不能从新信息的迷雾中产生出来。诚然，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卒于1778年）偶然发现了一套植物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标准，因为法国的“重农学派”、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的确相当成功地推断了如果政府不干预个人的本能行为将发生的事情。由于坚信人类行为受理性的自私自利所支配，所以他们断定这种政策将促进财富和自由的增长。与牛顿的运动学规律不同，这种自由放任理论从未被实践检验过，因为政府和人类一直拒绝理性地行动。

政治理论、历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

社会思想的其他两个层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首先，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不得不被人类发展出来，既然人们再也不能把上帝干预人类日常事务的说法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一个声称依靠神圣权利统治的国王至多是一个篡位者，除非上帝从众多候选人中真正挑选他担任这个职位。接受牛顿世界观的人一定难以相信这种比较陈旧的理论，特别是由于许多国王似乎完全不称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社会契约思想中发现了，它以默认或更积极主动和明确的方式认为，生活在特定国家的人们都被假定一致同意政府的形式和权力。显然，通过给这种契约规定不同的期限，那么非常不同的实际结论就可以发展出来。例如，托马斯·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天性下流和残忍，所以只有通过把无限权力委托给一位绝对专制君主才能建立市民社会。相反，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认为，公众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所以如果统治者跨越特定权力界限，那么人民就有权利反抗他篡夺的权力。洛克用这种方法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这场革命把一个完全合法的君主从英国王位上驱赶到许多坚持传统“神圣”天意观念的英国人认为是丑闻的境地，并且害怕刚刚结束的内战再次爆发。英吉利海峡对面，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一个世纪后由让-雅克·卢梭（卒于1778年）提出。他认为，当君主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社会契约证明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人民的“共同意志”蕴含了不可转让和剥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