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第3/7页）

在“七年战争”（1757～1763年）中，英国对法国获得的巨大胜利证明了这种政府有多么强大。相应地，国王乔治三世通过发展一个国王的党派力图控制议会，他希望这个党派能够凌驾于少数人和私利之上，但是由于他在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中的惨败，他的努力被遏制了。因此，通过逐渐而彻底的系统演变，英国政府类型越来越不同于盛行于欧陆的君主制。特别是1763年后，法国人和欧洲大陆其他民族终于相信，从中世纪混乱无序中幸存下来的英国议会制度，事实上可能为他们重组更严苛的政府制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借鉴模式。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

普鲁士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年在位）的严厉统治时期，他从霍亨斯陶芬家族祖先继承而来的四分五裂的领土被糅合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纪律严明的国家。“三十年战争”的动荡经历消除了地方臣民对大选帝侯政策的抵制，当时勃兰登堡（位于霍亨斯陶芬家族领地的中心）多次遭到瑞典和其他外国军队蹂躏。他旨在积蓄充足的军事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击退外来入侵。代价的确沉重，因为他的领土不仅贫瘠，而且人烟也不稠密。但是通过厉行节约，他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不仅用于防御，而且用于扩张领土。他的后继者奉行同样的政策，虽然越来越轻松，但取得的成功并不比他少。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去世时，他留下了一个版图大大扩充、领土稳固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欧洲列强之一的普鲁士王国不仅在德意志与奥地利争夺，而且在东边与强国沙俄一较短长。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者密切关注经济发展。普鲁士国王们深知，工业和人口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在他们的统治下，在开发没有什么前景的沙地、开采有限矿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到18世纪末，普鲁士开始出现了比西部地区熟悉得多的社会复杂性。工匠、商人、专业人员和其他城市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军营的气息开始褪色了，虽然在“大选帝侯”及其直系继承人时期，军营气息是如此浓厚。但是军营气息没有从普鲁士生活中完全消失。它仅仅是龟缩于更小范围的职业军官圈子里，这些军官主要从东普鲁士及其附近的波罗的海地主乡绅（“容克”）幼子中招募。

农业和技术的进步

在整个旧制度时期，欧洲经济出现持续的快速增长。农业仍然是基本的产业，各地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农民，即使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传统耕作方式在广大地区持续着。在集体耕作方式根深蒂固的庄园里，熟悉的日常劳动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遇到阻碍，因为交叉的财产权必须征得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同意，才能予以重大更改。但是，即使在传统的生产节奏中，产量的大幅增长也可以通过诸如简化系统育种过程或者改进耕犁设计等取得。

西欧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新作物，如苜蓿和芜菁等的种植，为马匹和牛群提供了充足的越冬饲料——这一直是中世纪农业的薄弱点。芜菁需要细心种植，能清除田间的杂草，就像传统翻耕休耕地的方法一样有效。以这种方法，休耕制度完全能够被放弃，农业生产率因而大大提高。此外，苜蓿把土地肥力固定在根部，从而有助于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马铃薯的传播是欧洲农业唯一最重要的变化，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食物供应。例如，在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沙地和气候酷寒地区，马铃薯提供的热量是谷物的4倍。这使德意志人口急剧增长，并且从1750年左右，当马铃薯在中欧地区首次变成重要作物时，德意志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在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玉米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但是北欧由于太寒冷而使玉米生产不能兴旺，西欧则过于潮湿。

工业和交通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法国在发展全天候道路和运河方面走在了前列，这些运河把全国所有重要河流连接成一体。直到1750年后，英国才开始追赶上来。但是在制造业方面，英法之间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私有企业和帝国的发明创造能力在英国，比在欧陆其他管理严格的经济中更自由地发展。此外，英国煤炭储量丰富，并且容易开采。焦炭炼铁法的发明（1709年）使煤炭用于熔化铁矿石。反过来，更充足的钢铁供应又使许多机械的零部件可以用金属取代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