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第5/7页）

在穆斯林统治下，印度教本身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穆斯林入侵者抢掠了神庙，围绕这些神庙开始明确规定印度教的崇拜活动。穆斯林统治者通常禁止偶像崇拜的建筑被重修。因此，只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幸存下来了，保留了它们在印度大地上曾经达到的华丽和精致。由于从神庙中被驱赶出来了，所以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带有更公共和大众的特点，常常在公共广场举行，或者组织游行，穿越城市的街道和乡村。自称能够与湿婆神、毗湿奴神或印度教其他神祇心醉神迷地交流的圣人成为印度教的关键形象。由于印度教圣人像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那样真切地看见了神，所以在印度大地上，伊斯兰教并不必然比印度教享有更多的感情优势。因此，总体说来，只有印度社会的边缘地区才被伊斯兰教所吸引。

第二，少数人发现，伊斯兰教的知识挑战来势迅猛，仅仅通过附属于印度教神祇和仪式的温暖感情力量，根本无法应对。敢于冒险的思想家企图调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剔除两种宗教中他们觉得虚假的教义，保留互相敌对的两种宗教里互相攻讦的文字下面所掩盖的共同真理的内核。这种宗教改革家中最著名的是卡比尔（卒于1518年）。那纳克可能是卡比尔的学生，在类似的融合和“纯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传统的基础上，卡比尔创立了锡克教。

第三，曾经热情地被当作笈多时代印度教外衣的梵文基本上被抛弃了。方言印地语和其他语言开始被用于各种宗教目的。梵文衰落成仅由少数学者掌握的稀有语言。而大众的印度教几乎丧失了古代梵文基础。

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使印度教更贴近大众，但也切断了宫廷与祭司之间的合作。这肯定有助于印度教的复兴，但它也使印度文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所有更昂贵的和官方的文化领域都变成了穆斯林的。从总体上看，印度变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省，仅此而已。没有王公贵族的资助，印度文学再也不能发展出堪与圣歌和其他宗教文献匹敌的世俗文学，结果宗教文献在印度历史中占据了支配（也许不成比例的）地位。

东正教

拉丁（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与希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054年达到了正式而永久的程度，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漫骂和绝罚，由此引起的教会分裂持续到今天。争吵的原因是围绕“使徒信条”措辞的差异；但是基督教世界两部分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当西欧开始兴起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而希腊东正教没有真正分享这种文明时，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当拉丁西方财富、权力、文化、自信心增长时，东方基督教世界就变成了拉丁世界扩张活力的牺牲品。

东正教世界将小亚细亚和南俄丢失给突厥入侵者的事实前文已经提到（见第218页）。这种兵分两路的进攻与西欧发起的类似双重进攻同时发生。意大利商人从海上来；诺曼武士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后渡过亚得里亚海，从陆地向君士坦丁堡进攻。通过把强大的“法兰克人”引向“圣地”，削弱了威胁拜占庭的强敌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这样化解了来自西方的第一次进攻。其结果是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希腊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高潮于1204年到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利凡特拉丁帝国。

在东正教徒看来，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徒更好些。在损害东正教永恒真理的情况下，拉丁人还强迫东正教徒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随时允许基督徒继续举行他们习惯的宗教仪式。此外，教会的神学家正式把伊斯兰教列为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神学上看，穆斯林的错误真的不比拉丁教会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奥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现于巴尔干半岛时，与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们的税赋的确不太沉重。的确，突厥人遵守“神圣”法律，给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这是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统治者统治下都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东正教徒每次都偏向于选择突厥穆斯林，而反对拉丁基督徒。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时，他们的选择才告结束。几乎相同的因素也适用于更北边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那里的统治者，如亚历山大·内维斯基（卒于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后来却服服帖帖地臣服于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