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第5/10页）

在我们离开中东而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希腊和中国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考虑中东文明的三个重要发展，在长期而动荡的世纪里，这些发展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其中第一个发展就是帝国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字母文字的发明，第三个是民族一神教的兴起。

帝国的技术

大致说来，帝国政府的基本机构在公元前18世纪青铜时代蛮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全部产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员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官僚的权力依靠其官职而不是他们自身。亚述人恢复了同样的原则，波斯则未做任何重要改变就沿袭了。官吏任命体系终究非常单薄。一名掌管较大领土的王室总督不能监督或控制辖地内所有角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不得不与当地各种各样的权威打交道——神庙祭司、城市官员、地方王侯、部落首领、或控制地方权力的其他权贵。

惯例和习惯对大多数这种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权威缴纳给总督的各种税收或军役的数量/时间与种类；国王、总督和地方权威的司法管辖权；为与众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宗教和其他礼仪；总之，官员与当地生活发生接触的任何事情都越来越打上习惯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双方都发现很难改变这种关系。这在国王及其总督在为战争或其他目的调集整个社会资源时是一种局限，而对帝国政府本身的稳定则是一种保障，因为传统的纳贡和劳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赖，无须每年重新协商或强行征调。

在公元前1000年代，这些政府原则并不新鲜。但是亚述、巴比伦、米底和波斯把它们应用于比以前更广大的领土，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较大领土的统治者相对较小竞争者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这种帝国优势的背后是军事管理的重大改进。例如，亚述发展了接近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建立了常备军事单位，分成十人和百人。一个成功的军官有望根据上级指挥官的意志和判断得到晋升。这种制度比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更彻底的合理性。此外，每年或几乎连年的战争使帝国军队处于整装待发的战斗状态，能够轻易地镇压任何地方性的仓促反叛，并震慑来自遥远边境另一边的大多数威胁。

在阿卡德的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350年左右），维持一支常备军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为用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的物资无法大规模地集中到任何一个地方，以便足够维持。但是将武装人员分散到能找到粮食的全国各地，则面临中央政权解体的风险。萨尔贡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轮番抢掠来维持军队，解决这个难题。汉谟拉比则让军队驻扎在庄园上，并力图通过仔细登记每个人的军役义务而保证常规的劳役。在亚述和波斯统治下，这一古老的两难处境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交通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而有所缓解。帝国宫廷现在能够为自己征收足够的粮食，长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王卫队。帝国全部军队不可能时刻被置于肘腋之地，他们在战争间隙分散到全国各地，当需要的时候，再征调服役。但是随着国王卫队规模扩大和职业化的加强——直至组成一万人的波斯“不死队”，帝国中央政权取得了对任何普通对手的绝对军事优势。这样一支国王卫队的存在迫使即使遥远的行省也得服从帝国的征兵要求，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反抗只能立即招致压倒性的报复行为。只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军队，如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游击骑兵，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率领入侵波斯的组织精良的马其顿军队，才能打破这样的帝国政权通常享有的军事优势。

亚述和波斯政治—军事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里，这种基本权力工具的发展——如常备军辅以为了某些战争需要而征召的半职业化民军——的确是政治进化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军队都建立在古代亚述和波斯首先实行的管理原则基础之上。

职业常备军兴起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这使物资能够以足够的规模集中，年复一年地维持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系统的道路建设也有助于此。亚述军队经常修筑适合车轮运输工具行走的驿道。这促进了军队后勤供应，也极大加速了军队到达帝国遥远边境的行军速度。驿道还降低了和平时期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成本，加快了流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