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第2/11页）

历史并不是一波接着一波发生。事实上，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世界总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而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适应世界变化的过程。在这本书中，我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发展的悖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削弱社会发展的因素。

人们每天都面临和解决这样的悖论，但是有的时候，悖论会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因此就会产生急剧的变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不知道要做什么，更不用说怎么做了。并且，随着社会接近悖论的极限，发展和崩溃之间就开始了竞赛。社会很少会保持在一个极限停滞不前。相反，如果它们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极限，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控制。我所说的五个天启骑士中，就会有一些或者全部失去控制，饥荒、疾病、迁移和国家崩溃——尤其是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时——会使社会停止发展几个世纪，甚至会将社会带入一个黑暗世纪。

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左右，就会出现一个硬上限。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的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个水平停滞然后崩溃的。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门槛是在43分左右，我称之为硬上限。公元1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发展达到了这个硬上限，然后就崩溃了；大约10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硬上限严格限制了农业帝国的发展。突破这个硬上限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发化石燃料中储存的能量，就像1750年后的西方人那样。

将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能解释很多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并且为什么在某一时刻社会发展迅速，而其他时候却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但是，即使我们将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还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是西方统治着世界。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借助于地理因素。

我已经强调过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变化改变了自然环境的意义。2000年前，生活在煤田之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从200年前起，这开始变得意义非凡。通过利用煤炭资源，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得都要迅速——以至于在1900年后不久就产生了新的能源替代了煤炭资源。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地理因素对人类的意义。

以上就是我的论点。在本章，我会花大量的篇幅阐述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理由。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概述一下第二章至第十章中提到的主要事件。

在15000年前左右的冰河时期末期，全球变暖划出了几条幸运的纬度（在东半球约是北纬20～35度，在西半球约是南纬15度～北纬20度之间），在这里进化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可种植的植物。在这一广阔的地带中，亚洲西南部一个名为侧翼丘陵区的地区是最为幸运的。因为那儿有着最多适合驯养的动物和植物，所以那儿的人们也就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容易变成农民。公元前9000年，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率先建起村庄，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西方社会产生了第一批农民。大约200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这里适合驯养的动植物虽然没有侧翼丘陵区丰富，但种类也非常多——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起源于东方的农民。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世界上近一半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每一次都开创了新的区域传统。

因为西方人是首先从事农业的，也因为（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所以西方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悖论，首先掌握了我所说的后发优势。社会的发展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口、更加精致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财富以及更强的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扩张和战争，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以牺牲那些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来推动自己的发展，农业也传播得更远、更广。为了使农业在新的土地上发展，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河谷，人们不得不重新改造农业。在灌溉农业出现之后，那些落后区域的农业甚至比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农业更加多产。公元前4000年后的某段时间，当侧翼丘陵区最大的农业村庄还在努力维持着农业时，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懂得如何建立城市和国家。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发展的悖论使得黄河流域的村庄具有了类似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