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第24/26页）

百万青少年离开了学校，放弃了学业成为闹事的红卫兵。西方的青年歌颂革命，而中国的青年以革命为生。阶级憎恶让大众普遍变得狂躁。

1969年，事情明显朝病态方向发展。“亚洲四小龙”迅速发展，不断将中国大陆抛在身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在中苏边境也引发了冲突。最后，毛泽东放弃了激进的军事行为，他开始寻求改变不利局面。

1972年，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北京，和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高兴地说：“正是这一周改变了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得没错。华盛顿——北京这两个轴心的联合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惊恐。尼克松访问中国不到3个月后，就来到莫斯科和苏联进行谈判。

通过与尼克松会谈，毛泽东表明自己支持渴求西方技术的实用主义者，反对消灭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人士。当时有件事一时轰动全国。一个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却获得了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试卷中夹了一张纸条声称，革命的纯洁性比“这么多年来姿态悠闲却尽做毫无意义之事”的人更有价值。激进的大人物们（据说是这样）认为“晚点的社会主义的火车要优于正点的修正主义列车”，这对一些苏联人来说并不正确。

1972年后，实用主义者们退出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恢复了名誉。他将敌对势力控制在外，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执政能力。邓小平将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格言，他毫不含糊地面对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事实：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为了使每年进入社会求职的人都有饭吃，中国的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的增幅，且至少持续二三十年。

实践经验表明，若有个和平、统一的政府，中国也可以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中求得繁荣，但是邓小平进展得更多，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减少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他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在理论上）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实行节育。在提高了资源占有量之后，他将中国领进了全球经济中。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放经济特区以吸引外资，甚至允许可口可乐公司在上海设厂。

到1983年，邓小平有效地消除了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农民推行“副业”，农民的个人收入增加了，商人的部分利润得以保存。虽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家庭可以承包土地30年，然后进行自主经营。在城市，房地产甚至可以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农业产量陡增，虽然保守主义者担心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自由化并没有让社会倒退。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谬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致富不是罪过。

类似的想法也在4000英里以外质问着莫斯科的领导人。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后，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很好。在阿拉伯国家提高油价的时候，出口大国苏联也获利了。随着资金滚滚流入苏联，莫斯科资助并打赢了一系列代理国战争，此外，它于1978年在核武器方面超过美国。但是这一系列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高潮所致。一场支持阿富汗盟友政权的干预演变成一场延绵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持久战。油价下降了2/3，美国军事开支迅猛增加，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武器方面。

苏联中央政治局开始担心普通民众会发现他们的经济火车一动不动。它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坦克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却无法造出电脑和汽车（还有一个苏联笑话是这样说的。问：如何才能让拉达轿车价值增长一倍？答曰：装在坦克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一触即发。有人认为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即将爆发，这让苏联的统治者大为惊恐。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妻子在花园中散步的时候，他对妻子坦言说：“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在随后数小时内，戈尔巴乔夫将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可是花园是他唯一一处可以躲避侦查间谍的地方。和邓小平一样，他也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现实。1986年，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随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其实这只是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早已知晓的道理：自由化将所有固定的、快速冻结的关系全部消除，而不单单是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