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6/18页）

“大夫执雁”，谓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于卿。今三府长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历代礼服从大夫；如前执雁可也。州牧、郡守未赐劳者，宜依大夫执雁，皆饰以缋。诸县千石、六百石，今古［下］大夫，若或会觐，宜执雁，饰以布。

“士执雉”，谓天子三命之士，及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于比长，庶人在官，亦谓之士。诸县四百石、三百石长，从士礼执雉可也。（《通典》卷七五《礼三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9页。篇题从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三一，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9页。）

贽礼是官僚地位的表征之一，所以对征南将军的贽礼，魏明帝要计较一下。汉代也有利用贽礼调整官职位望的类似事情。《献帝起居注》：“旧典，市长执雁，建安八年始令执雉。”(42)“执雁”是用大夫礼，“执雉”就是改用士礼了，那么市长的地位降一个层次。但魏明帝本来只关心某位征南将军的礼遇，高堂隆却举一反三，就整个王朝品位结构大加发挥了。他那么做是有道理的。

据《决疑要注》：“古者朝会皆执贽，侯、伯执圭，子、男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汉、魏粗依其制，正旦大会，诸侯执玉璧，荐以鹿皮，公卿已下所执如古礼。”(43)这个说法跟《周礼》比较相近。汉魏对《周礼》只是“粗依其制”：汉朝没有孤，没有伯，也没有子男；侯之所执为璧，非圭；具体规定是公侯执璧，中二千石、二千石执羔，千石、六百石执雁，四百石以下执雉。汉代贽礼，其实更接近《礼记》。《礼记·曲礼下》：“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诸侯只一等，无皮帛；只不过汉礼以璧、羔、雁、雉为差，而《礼记》以圭、羔、雁、雉为差而已。

曹魏初年仍用汉礼，而高堂隆则希望改弦更张用《周礼》。《周礼》的瑞贽礼比《礼记》复杂多了。征南将军是“执羔”还是“奉璧”，要跟其他官爵取得平衡；而相关的官爵或系新出、此前未有；或系旧制，但其位望已发生变化。像大司马、大将军，他们在汉朝位“公”而非“上公”；但曹魏的大司马、大将军，分别承担防备东吴西蜀的“分陕”之责(44)，位在太尉、司徒、司空之上，理应加以崇隆。又如山阳公、卫国公的问题是汉朝没遇到的，在行政级别中没他们的位置，但作为“二王后”(45)，在礼制上他们应有一席之地。

高堂隆《瑞贽议》的细节，今不详考以免繁秽，下面只把它的整体结构简列如下：

续表

能够看到，高堂隆在瑞贽礼、九命和现行官制之间，做了很精心的排比。一番推演之余，金印紫绶的征南将军还得照旧执羔，而没按魏明帝的意思执璧，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诸官间的礼节平衡。当然山阳公之上卿，作为“公之孤”仅四命，却得以执皮帛，跟六命之孤相近，是不怎么协调的，但那是政治需要；而且其皮帛是“豹皮表束帛”，毕竟与皇帝三卿的“虎皮表束帛”有所不同，谁都知道豹的体形比虎小，其毛皮在礼制上也低一等。又如二千石州牧、郡守是地方官，经常被比做古诸侯，所以被高堂隆拟为五命；但在现实政治体制下他们是王官，所以又让他们按四命的中大夫之礼，执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封爵、将军、职官、禄秩等，被高堂隆错落有致地安排在“九命”框架之中了，从而令各种位阶呈现出了“一元化”之态。那虽然只是高堂隆一己私议，但也是时代的要求与趋势。

再举一个魏明帝和高堂隆讨论礼制的例子，事涉人死了怎么说：

魏明帝诏亭侯以上称薨：“夫爵命等级，贵贱之序，非徒偏制，盖礼关存亡。故诸侯、大夫既终之称，以薨、卒为别。今县乡亭侯不幸称卒，非也。礼，大夫虽食采，不加爵。即县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于通存亡之制，岂得同称卒耶？其亭侯以上，当改卒称薨。”